然而，三种权力不能严格划分，并不表示在英国完全没有三权分立，或者三权分立原则完全没有作用。在英国，立法权基本上属于议会，司法权基本上属于法院。行政机关尽管有很大的立法权，但通常是根据议会的授权进行委任立法；行政机关的司法权，也在普通法院监督之下行使。三权分立学说不能限制行政机关只行使一种权力，行政机关为了实际需要必须行使三种权力。但是，三权分立学说可以作为限制行政机关独揽大权和保障司法机关独立地位的根据。如果这样来理解行政机关的权力，那么，三权分立原则仍然是公民自由的一种保障。（见王名扬，前引书，第99、100页。）?

　　（三）关于地方自治制度?

　　1.?地方自治制度的作用?

　　王名扬先生在《英国行政法》中用专门一章的篇幅对英国的地方政府作了介绍。他在谈到地方自治制度的作用时认为，地方自治制度能够提高公民的政治判断力，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因为全国的政治形势比较复杂，不易为一般人民所理解。而地方事务通常能为当地人民所理解，公民在参加地方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可以培养民主素养和政治能力，增强参加政治活动的兴趣，从而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王名扬，前引书，第51页。）

　　2.?中央与地方职权划分?

　　中央与地方的职权、职责划分，是任何一种国家结构形式下政府管理都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中央与地方的职权、职责如何划分，也成为世界各国宪法与行政法学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中央与地方的职权、职责划分遵照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一直是困扰各国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的难题。王名扬先生认为，法律在规定各级地方政府职责的分工以及中央和地方职责的分工时，应当注意这样几个因素：一、效率因素，即哪种职务由哪级政府执行最能发挥效率。例如较重要和较复杂的事务由较大区域的政府执行或区域联合执行比较更有效率。二、民主的因素，即职务的执行，要和公民的距离较近，便于接受公民的监督。例如和公民生活非常密切的事情由较小的区域执行，对公民更为方便，也更容易倾听公民的意见。三、历史的因素，有些事务在传统上一向由某级政府执行，法律在作出规定时应尊重传统习惯。（王名扬，前引书，第72页。）王名扬先生的这一见解对我们研究当前中国的中央与地方职权、职责划分问题不无启发意义。?

　　（四）关于程序限制与行政效率的关系

　　王名扬先生在介绍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时，对程序法的功能和作用作了深入的剖析。他谈到程序限制与行政效率的关系时认为，在程序法上规定一些限制，表面上是对行政机关的活动制造了一些障碍，看起来似乎有碍于行政效率。但实际上，自然公正原则防止行政机关的专横行为，可以维持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和良好关系，减少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磨擦，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效率。（王名扬，前引书，第152页。）换言之，从个案的角度看，程序法上规定的一些限制似乎妨碍了行政效率，但从行政活动的全局来看，自然公正原则使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利益配置接近帕累托最优，从而可以使行政效率或者说行政效益趋于最大化。王名扬先生的这些观点对消除和澄清我们在行政程序立法方面的某些错误认识不无裨益。?

　　（五）关于司法审查的起诉资格

　　王名扬先生在《英国行政法》一书中对英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作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从司法审查的涵义、根据和理由到司法审查的救济手段和程序，王名扬先生用非常平易、朴实的语言对这一异常复杂的制度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在谈到英国司法审查的起诉资格时，王名扬先生认为，私法关系中有起诉权的人通常是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公法关系虽然也对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发生影响，但公法关系的目的不在于保护个别公民的权利，而在于促进公共利益。倘若限制公民只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才能起诉，不仅混淆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的性质，而且过分束缚法院对公共机构违法行为的监督，不符合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现在，行政机关的权力空前庞大，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也必须相应增加。因此，在公法关系中，对起诉资格的要求应当比私法关系为宽。当然，另一方面，也不能由于强调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就允许任何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都可以向法院起诉，而不要求任何限制，结果使公法关系成为全民诉讼。法院在公法关系中决定当事人的起诉资格时，一方面要考虑私人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公共利益，应当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见王名扬，前引书，第199页。）王名扬先生的这一见解，促使我们反思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规定是否妥当，今后应如何加以修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