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即行政机关提出申请，法院进行合法性审查，在作出肯定性判断的基础上，由法院代替行政机关去具体履行强制执行事务。那么，这种体制下的行政强制执行究竟是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抑或是行政司法混合的行为？难道真能够像目前通说所解释的那样，是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延伸吗？由于立法的滞后性等诸多原因，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诸多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而且目前我国行政机关和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领域的权限划分方面亦存在诸多问题。

　　（一）关于二者的强制执行权力的配置没有明确、统一、合理的划分标准。虽然从理论上可以确立如下大致的标准：一般情况下，对于紧急的、应及时采取行政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而对于经过一段时间不会影响行政行为效果的行政强制执行，出于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则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然而，目前并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且这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标准本身又没有一种裁量判断的客观尺度和具有客观、公正性的判断主体，导致实际执行中出现诸多弊端。

　　一方面，很多行政机关因没有法定强制执行权限而不得不诉诸于法院，大量的申请执行案件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享有自行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对拒不执行行政决定的情况往往力不从心，难以达到迫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目的。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如果没有其他强制措施相辅助，仅凭此种执行罚是无法迫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此外，诸如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等行政处罚及其他行政行为如何执行，则找不到相应措施。因此，要真正实现行政法上义务的履行，只能申请法院执行。享有自行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尚且欠缺必要的手段，不享有自行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执行起来就更为艰难，由于其没有法律的一般授权，所有行政决定的执行都须申请法院，以至于一些数额较小又无争议的罚款、没收处罚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处罚难以得到及时执行。目前，法律对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规定也不统一。有些行政行为的执行，只有直接强制手段，而无间接强制手段；有些相反，只有间接强制手段，却无直接强制手段。这在实践中导致难以及时、全面地实现行政目的的尴尬局面。而且，在这种制度架构中，也增加了法院的负担，严重超出了法院所能承担的限度。

　　另一方面，由于法院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案件通常只是采用形式审查，而不是进行实质审查，使得很多申请执行案件的审查流于形式，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而且在客观上使法院成了行政机关的执行工具。更有甚者，行政机关与法院“联手”设立派出法庭、巡回法庭等机构，法院出名义，行政机关出钱、出办公设施，共同实施强制执行，以至于难以划分清楚哪些是行政职能，哪些是司法职能，往往使本来违法的行政强制执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极其不利于甚至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形象和权威性。进而，法院既居中裁判，又亲自执行，难以集中精力于法律、法规的学习、理解和掌握，在客观上也必将影响其判案水准。

　　这些均说明，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主要部分划归法院，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办法，不仅难以保障行政行为执行的公正和效率，而且也与法院专事司法、居中裁判的地位严重不相符。

　　（二）不利于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本来，人们出于保护相对人权益的良好愿望，为了对行政执行加以“合法性”的安全阀而架构起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机制。然而，在目前这种机制下，法院如果予以支持（现实中大多数申请执行案件得到法院支持并付诸于执行），则相对人很难获得相应的救济。因为其经法院程序后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行政行为，对其不服的，亦不能请求行政复议；因为其不是行政诉讼，一般不进行口头辩论，相对人和相关人的权益往往容易被忽略；因为其不是行政诉讼，对其不服的，亦不能提起上诉。虽然有惟一的申诉途径，但现实中基本上难以达到“救济”的水准。这种状况与前述“在监督与救济方面，则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与国家赔偿为主要途径”的特点是严重背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