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利于法制的统一。众所周知，我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复议、诉讼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的制度。若将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理解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原则），行政机关自己强制执行为辅（例外）”的体制规定，则显然将停止执行视为原则，而将不停止执行视为例外，人为地造成法制的不统一。根据德国的经验，在行政强制执行领域，确立异议（行政复议、撤销之诉）停止执行为原则，不停止执行为例外的体制，也许更有利于体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控制行政权滥用的现代法治原理。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制定法来看，若要确立这样的原则和例外的体制，至少需要对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予以全面修改。简而言之，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或者”规定而导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原则），行政机关自己强制执行为辅（例外）”的结论，不仅不符合该条的法理逻辑规律，而且与其他条款规定的基本制度精神相悖，不利于法制的统一。

　　四、行政执行制度的模式与行政执行权力的配置

　　（一）从比较法的视角看行政执行权力的配置。关于行政执行的模式，人们可以从比较法的视角归纳出所谓行政执行模式、司法执行模式和行政、司法混合执行模式。虽然有司法执行模式，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大多数国家实行行政执行模式。并且，从执行权力的属性来看，行政上的义务强制一贯是应该由行政权自身实施的，一旦由法院来负责其执行，那么，行政强制执行已不再属于“行政”，而是司法执行了。

　　在被划归行政执行模式范畴的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司法执行的情形亦不能完全排除，但是，为实现行政的目的而由行政权借助于司法权的帮助，却被限定为个别的例外情形。并且，法院的作用往往仅限于发布令状，而并非直接担负具体的执行工作。这是由法院的地位和使命所决定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并不是仅仅着眼于“强制”，而是从确保行政上义务履行的需要出发，全方位地架构行政执行制度。在日本行政执行制度中，不仅重视对行政执行权的规定，而且更为重视对确保义务履行手段的赋予，在确立行政厅或者行政机关执行权时，注意尊重其所辖事务的基本规律，赋予其充分的裁量权。当然，有关程序机制的架构，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经验之一。

　　即使在英美等少数实行司法执行模式的国家，法院也并不具体负责行政行为的具体执行，而是专司裁判，具体执行依然交由行政机关去完成。换言之，即使实施所谓司法执行，也不宜由法院直接而具体地承担有关执行任务，法院的使命在于居中裁判，在于对行政执行的某些环节加以审查，并在审查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支持行政机关的某些执行手段或方法。而具体承担行政执行任务实施的，不应该是法院，而应该是行政机关。简言之，行政执行的主体应该是行政机关，而不是法院。

　　（二）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实行行政执行模式有利于树立法院的权威。如前所述，过多的申请执行案件，不仅超出了法院的正常承受限度，而且严重损害了其权威性和公正的形象。只有将行政执行权返还行政机关，法院才能够居于比较超脱的地位，才能树立权威和威信。即使为了制约行政权的滥用而要求法院有所介入，也应该将法院的介入范围限定在个别情况下，且其介入也应该严格把握限度，即仅裁判，不具体承担执行任务。

　　（三）行政执行模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从效率性、专业性、合理性等视角来看，只有将行政执行权返还行政机关，才符合行政管理的客观规律，才能体现其本来的“行政性”，才能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特长，稳定行政法律关系，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及时、有效、充分地实现行政目的。至于人们所担心的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问题，与确保行政强制等执行权由行政机关行使之间并无直接和必然的联系。我们知道，对其进行监控，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责任机制、程序机制以及保护私人利益机制，建立和完善有关救济途径和机制来应对。比如，在将行政执行权赋予行政机关的同时，设置请求临时中止执行的保全性诉讼制度，让法院应相对人的请求而介入对行政执行行为的审查，有利于在维护行政效率的同时制约行政权的滥用。换言之，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再辅之以保全性诉讼等机制，则可望全面而有效地兼顾行政效率和私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