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依法治国”、立法建构的大背景同样极大促进了我国行政立法的大规模发展。始于1970年代的法制现代化是对党与政府、政策与法的关系的重构，也是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塑。从内部管理制度质变为国家治理的规则，行政立法的兴起与发展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策优位、依政策进行行政管理的局面，应当被视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积极步骤。从规章在我国法律渊源体系中的变迁可见，行政立法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体系。

　　行政立法在我国获得事实正当性的背景及发展路径与德、法、英、美等西方国家大相径庭，它是深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立法现象。与发达国家从消极行政到小政府大社会再到积极行政的行政国发展道路不同，我国的发展方向是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不论是中西方，随着二十世纪70年代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兴起，近年来，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合理界碑问题已经成为共同的关注点，只不过因国情不同而应各有侧重。我国自古以来行政权强大，政府管理父爱主义色彩浓重，长期以来国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个人权利观念严重缺位。因此，加强对行政权的控制，遏制行政立法权的滥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是当务之急。同时，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制度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只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向其负责。发展道路和政体的差异决定了我们无法简单移植西方国家的行政立法理论。我们必须在适当借鉴发达国家行政立法理论的同时，正视我国行政立法的独特问题。

　　理论层面上，法治要求法律权利最终只能通过事先确立的规则来设定。但这种观点在我国社会实践中却会遭遇比西方国家更多的挫折。因为形式主义的法治要求在社会的现实层面中已经存在一套完善、有效的法律制度。但回顾规章在中国法律渊源体系中的变迁进程，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原有一元立法体制不能满足形式法治的标准和中国变革时期社会现实的特殊需要，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才不得不屡屡突破原有的框架，被迫大宗地授权给国务院，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此外，实践中我国法律的缺位太多，有的领域急待规则的调整，有的领域虽有规则却不可操作。以上种种情况的合力不得不导致我国立法权的配置发生变化，作为我国立法骨架的人大立法不得不需要作为血肉的行政立法的补充。起草国家法律成为我国国务院的一项重要职能，行政立法在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践中起到了填补立法沟壑的作用。目前调整我国社会生活各领域的30000多个规章，就是对这一情况的间接说明。

　　另一方面，由于人大立法的先天不足，人大又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空间。此时，不光是行政立法中的自由裁量权有了伸展的合理性，行政机关也同样获得了大量运用具体自由裁量权的空间-在各种可能的行动方式之间或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做出选择。理论上，自由裁量权的良性运用可以有效地实现规则、正当期待与灵活性三者之间的平衡，有其实体上的价值。至于有些行政机关作为立法主体是否合格、有些公务人员是否具备了执法者的素质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从以上对我国行政立法发展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正是在实际立法权能的层面上，人大立法出现了不可避免的限度，既不能完全依靠自己制定的法律规则全面规制社会生活，也不能及时、有效地预测未来，从而使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在行动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实践中对行政立法地位与作用的认可，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宪政原理。

　　但在中国的语境下，行政立法的另一副面孔却不容乐观。过滥的行政许可、不当的行政处罚、集资、摊派、政府管制等行政行为多以行政立法的面目出现，使得行政立法在许多方面成为过大的行政权力的代名词。目前，行政机关立法程序本身缺乏适当的限制，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也极为有限；至于行政诉讼制度，更是明确规定排除对行政主体抽象行政行为的直接司法审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