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言之，对上述三种行为的行政处罚包括：1 没收倒卖的烟草专卖品， 2 没收销货款， 3 没收非法所得， 4 收购， 5 罚款20%以下， 6 罚款20-50%，7 罚款5-10%.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没收非法所得，并非指销售货款，而是指非法利润，收购所得应返还给当事人。显而易见，原告的违规行为是三种违法行为中最轻的一种，依法只有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有权受理，且只能课以没收非法所得，及可以（不是应当，更非必须）课以5-10%的罚款；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4条之“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之规定。被告理应返还其根据无效的“处罚决定”没收的款项。

　　对照本案，被告故意不适用具有更高效力具更直接具体的新的法律，而强行适用过时的、更低效力的，间接模糊的规章，对原告轻微的违章行为毫无根据地课加最严历的、无效的行政处罚，其处罚决定的无效性，违法性至为明显，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为执法的专业法院，作为百姓蒙冤受屈、寻求法律救济的最后场所的原审法院，为何对如此众多、明确的法律、法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采取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能奈我何的不负责任、违反法律、践踏法治的作法。

　　诚然，本案原告作为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为了谋生举债从事商务的确存在某些违章行为。然而法当其罚，法当其罪乃法治的起码要求，如果允许轻错重罚或重错轻罚，法律的权威必将荡然无存。每个正直、客观、公正、有理智的法官，难道不应当抬头挺腰、坚持真理、纠正错误、顶住形形色色、来自四面八方的各方说情、压力，依法判案吗？

　　无可否认，就本案之适用法律以观，表面上因涉及7、8个法律规章，似乎复杂些。其实只要依据宪法，宪法是至高无上的；根据法律，法律之效力仅次于宪法；参照规章，当规章之内容不符合法律时，理所应当适用法律；新法之效力当然高于旧法，更何况新的法律与旧规章之间的矛盾，应适用何者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丝毫不反对有关行政部门的依法行政，依法行使职权；我们坚决反对滥用职权、超越职权，主观随意曲解法律、规章，以小部门、小地区、小集团利益为出发点、寻找冠免堂皇的理由，唱着高昂的革命高调，实为谋取一已私利。

　　法治之理想，如今正走入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法治的进程历来不会一帆风顺。两审法院的判决实质上是对法治的严重破坏，但我们坚信，只要我们每个人从自已做起，从今天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坚定不移地朝前走，法治的灿烂阳光必将普照大地。法律必胜、法治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