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法审查的标准过于笼统、宽泛。英美法系中美国提起执行诉讼的审查标准较之是比较严格的，我们现行的“卷面无错误”的标准，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应地《解释》第95条的规定的三种不予执行的情形过于宽泛，实务中也不便于操作。

    三、非诉执行的重构

    借助于现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制定，有必要对我国非诉执行的制度进行重构。

    （一）非诉执行的性质。由于我国加入WTO，与国际规则的衔接；加快我国民主法制化的进程，体现司法权的中立性，有必要立法规定非诉执行的性质为行政行为。

    （二）构建趋于合理的非诉执行制度。建立以行政机关自力执行为主，司法程序执行为例外的非诉执行制度。由立法加以规定，限制申请法院行政行为种类与范围，例如涉及公法私权利的行政合同案件、两个行政机关之间的公法义务问题的案件等，可以申请法院执行。由此构建，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措施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节约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利于树立人民法院在群众中的公正形象。

    （三）立法细化规定非诉执行的审查标准。《解释》第95条规定的情形再加以细化，将行政处罚显示公正、行政行为违反公序良俗、行政行为若执行造成相对人违法犯罪、行政行为的内容无法执行的情形写入法律规范，实务中易于操作，使法官的审查处于有限制的自由心证状态。

    （四）建立执行告诫、听证程序。现在理论界对行政行为的效力有“四力说”、“五力说”，归结起来一句话，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推定为有效（非经有权机关撤销前），从控权论角度，或者从人民主权角度讲，引入执行告诫、听证程序，有利于相对人利用其掌握的依据与行政行为抗辩，维护其合法权益。

    注释：

    ①中国法制出版社，甘文著《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第223页。

    ②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1版，于安著《德国行政法》第161页。

    ③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1版，于安著《德国行政法》第162-163页。

    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1月版，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上卷第928页。

    ⑤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1月版，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上卷第936-937页。

    王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