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方来讲，我们也不可能贸然签订一个包含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懂其条款含义的条约。因此，我们也必须开始研究“知识产权”了。

　　这次“知识产权热”涉及的面并不大，但它确是产生出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第一批专家的一个动力。他们中有的人已去世，有的人仍旧在这一领域耕耘着。

　　第二次“知识产权热”，是现在的大多数人还记得的1991—1992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我国加入的一大批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正是在那之后。

　　第三次，则是1995年2月前后的又一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及协议的最后签署。

　　所以，说起“知识产权”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许多中国人并不感到陌生。

　　几种模糊认识

　　出于不了解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问题上，存在较多的模糊认识或错误看法。

　　有人认为：知识产权既然以“地域性”为根本特征，那就不存在“国际保护”，只存在“国内保护”的问题。这种认识在国外（主要指发达国家），已于一百多年前随着知识产权双边条约及多边条约的产生而逐渐消失。它只在刚刚开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如我国），还较普遍地存在。这种认识反映在实践中，是在立法及执法上，否认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标准”的存在，不适当地强调了本国的“特殊情况”。

　　也有人认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只是“国际私法”问题，与国际公法无关。这种错误与上一种基本是同源的，即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中只有国内法问题（国际私法在一定意义上即国内的涉外民诉法）而没有国际法问题。这种认识，也有的出于在概念上没有完全弄清国内法意义上的“公法”、“私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含义上的区别。

　　还有人认为：知识产权既然存在“国际保护”，就意味着地域性特点的消失，也就是，在一国之中应无条件地保护依他国法律（或所谓依创作行为）而产生的“知识产权”。这种认识在实践中并无市场，因为任何国家实际上都不会去这么做——这么做将无谓地损害本国的经济利益。90年代初，美国贸易代表到处主张“无国界地保护版权”（这对于受版权保护产品在国际市场占绝对优势的美国当然有利），我国也有人认为这个理论可取（他们把版权说成一种不依法而产生的、无国界的“自然权利”）。而当时美国的司法界则作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在由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及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法院判决的两个案子中，美国法院申明了各国一贯采用的原则：版权法没有域外效力；在美国认定为侵权的行为，在德国可能不构成侵权。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并不是指用本国法去保护依外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除了在法语非洲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及欧盟国家外，也不是指以国际条约取代或覆盖国内法。

　　如果说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在一百多年前主要是通过互惠、乃至通过单方承担保护义务去实现的，那么从19世纪末至今，这已主要是通过国际双边与多边条约来实现了。有些研究国际政治学的人，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往往只把涉及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国际条约看成国际法。其实，即使那些国际经济领域、冲突法领域的国际条约，一旦成为国家间或政府间的条约，也就进入了国际公法领域；在数学与研究中，也即成为国际公法这个总学科下的研究对象。原因很简单，它们作为国际条约，已是国家间、政府间的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而不是民间的合同，不可能被排斥在“国际公法”之外。在我国的知识产权研究中，曾有人提出参加版权公约后，可以通过与各国的双边协议广泛降低公约的最低保护要求，也有人曾提出“未与另一国同受国际条约约束，也须承认该国的知识产权”等等，都正是因为在国际公法范围之外去研究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方才导致的错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