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有修改的建议吗？

 　　薛刚凌：草案中的义务设定非常多，一般老百姓不可能一天到晚去查法条，我建议政府制作一些服务手册或者服务指南，老百姓如果需要，打个电话或者发个邮件，就可以索取到这个东西。

 　　程洁：我建议有关部门应当以“市场为原则、规制为例外”，重新思考《草案》试图规定的项目。具体来说，某些项目不属于同一类型，就应当分别规定。例如一般民居租赁与对租赁中介的管理就不应当混为一谈。前者争议较少，后者则是目前租赁市场投诉的主要对象。

 　　有些规定前后矛盾，不能发挥作用。例如，政府的登记备案要求与房屋宜居要求、特别是房屋安全事实上符合租赁市场的需要，但是，《草案》中同时规定了租赁信息保密制度，这样一来，租赁登记作为一种减少市场信息成本的平台就丧失了作用，仅仅成为政府控制的一种手段。

 　　有些规定立意良好，但是不能不顾现实，强加于人。例如对宜居要求的规定，应当通过听证会的方式设定，而非基于某些想当然的“安居乐业”标准。

 　　新京报：其他呢？

 　　程洁：对于其他法律法规已经规定的项目，例如流动人口登记、计划生育政策宣讲与药具发放、房屋租赁税、无照经营、利用租赁房屋从事违法活动等，草案也没有必要无所不包，完全可以依照相关法律直接适用。

 　　对于缺乏法律依据的义务条款，例如规定出租人要求承租人出示身份证明（违反《身份证法》身份证查验规定）、配合管理义务和举报义务等等，则应当考虑通过全国人大立法或者其他较高级别的立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