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法律与政策滞后，执法机构缺少独立性和权威性，使一些限制竞争行为和行政性垄断现象得不到遏制

　　我国《反垄断法》酝酿多年却迟迟未能出台，而现有的一些条例规定大部分由国务院及其部委颁发，其中缺乏具体法律责任的条款，权威性不够，可操作性不强，对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更是制裁不力。《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条，政府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的法律后果是“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甚至没有提到受害者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弱化了法律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力。现阶段我国若出现垄断现象，一般都有政府行政部门作靠山，因此反垄断，不仅要与“垄断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作斗争，还得同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作斗争，执法机构没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立案和查处的难度都很大。另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门槛的降低，国外跨国公司纷纷登陆我国。由于我国缺少《反垄断法》，对于外国企业在我国实施的垄断行为，自然更缺乏有效管制的法律依据。

　　(五)现有法律规范不健全和法律竞合，制约执法力度

　　首先，《价格法》规定过于笼统，难以涵盖现实中出现的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由于对不正当的价格竞争行为没有科学的定义、没有判定的原则和标准，造成价格主管部门在执法时只看表面现象，不去研究这种行为是否真正阻碍、限制了竞争。而有些不利于竞争的行为，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只能让违法者逍遥法外。其次，现有法律的交叉，也影响到执法的效率。目前关于限制竞争行为共有5部以上法律法规竞合，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招标投标法》、《保险法》、《电信条例》等，由于我国是以部门立法为主，其中不乏不同部门交叉认定上的矛盾。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它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它从工商管理的角度，规定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和处罚。其中产品质量部分的规定和质检和质监部门有交叉，商标部分的规定和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交叉，对于低于成本销售的规定又与物价部门有交叉。法律竞合的弊端之一是，同一行为，不同执法部门理解和解释不一，造成执法混乱。如对于商品的产地，有的理解为“原产地”，有的理解为“加工组装地”。两位消费者同样购买了产地标明为“日本“的彩电，实际都是日本生产的元件，在马来西亚组装的产品。为此，在两家法院起诉商家“产地标注不真实”。一家认定“产地”即”加工组装地”，商家将马来西亚组装的产品标注“产地日本”，构成欺诈，判消费者胜诉;另一家认定“产地”即“元件生产地”，因此商家标注“产地日本”没错，判消费者败诉。同一案件，两种截然相反的判决，使视司法判决为执法准则的行政执法部门无所适从。而且，由于认定上的差异，造成对同一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一，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弊端之二是，同一违法行为，法律法规赋予不同的执法部门行使权力。各部门自成体系，交叉执法，重复劳动。比如对同一商店的低价倾销行为、同一酒家的暴利行为就出现物价部门要查处，工商部门也要查处的情况。这种弊端的存在同时也必然出现推诿拖拉、执法空白等不作为的情况。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赋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执法权，但其第2条第3款又规定“法律、行政规定有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电信条例》规定，电信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由电信管理部门查处，于是，自该条例实施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这类行为不再查处。而电信管理部门人手少，没有查处力量，于是出现执法空白。事实上，执法部门设置多、人员编制总量也多，但由于职能设置重复，执法力量分散，还是制约了执法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