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局之年。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的转变，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重要创新。

长期以来，为了促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实现，农业和农村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我们终于迎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代，建设新农村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一样，将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任务十分艰巨。建设新农村，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复杂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应从何处着手，才能保证新农村建设有一个好的开局，并为持续推进提供动力支撑，最关键的是要为公共投资设计好一项制度来，以保证公共投资的有效性。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投资主体：政府新农村建设公共投资的先决条件：设计好制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政府在不断增强农业和农村发展投资力度的同时，也逐步拓宽了投资领域。财政支农支出由改革初期的150亿元增加2005年的约3000亿元；相应地，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也由近20元增加到 400元，增长约20倍。财政支农范围也由常规性项目逐步扩大。从农业综合开发，到农村“六小工程”建设，中央和地方的项目资金越来越多。

但是，农村基础设施仍然相对脆弱，农村公共服务缺失现象仍然相当严重，农民税费负担直到前几年才有根本性扭转。多年来农民不但未能从财政支农中得到明显的实惠，一些地方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反而出现了恶化的现象，农民还要承受着名目繁多的摊派。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村容村貌等迫切需要改变。

各级多，农民也没有少出钱出力，但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福祉的改变与预期目标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究其根本原因是制度设计有严重的缺陷。如果新农村建设继续沿用长期形成的传统支农模式，投资再多，取得的效果也要大打折扣，甚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会夭折。这样，势必影响到我国现代化整个进程，后果十分严重。

传统财政支农模式最缺乏科学选择项目程序和激励约束机制。受政府财力限制，我国逐步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公共投资体制。上级政府事先确定某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下级政府往往只有通过寻租方式才能获得项目资金。上级政府忙于分配资金，很难保证下级政府将资金真正用到需要建设的项目上。无论是申报要建设的项目，还是批准建设的项目，都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可行性论证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摆设”，起不到对于项目投资科学决策的作用。由于是通过关系争取到的项目，一些部门对投资的实际效果又缺乏必要的评价，最终导致有限的投资无效。创新体制，设计制度，应是新农村建设公共投资必须优先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