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良心告白

　　如果将经济学家划分为主张自由市场与主张政府干预两派，克鲁格曼自然应当属于前者。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信仰民主、公民自由与法治。这让我成为一个自由派，我也以此为荣。”实际上，自从凯恩斯理论诞生以来的近80年里，两派经济学家虽然争吵不休，但他们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相反，随着争论的深入，他们之间达成的共识越来越多，经济学也变得越来越具有科学性。目前，主张政府完全不干预市场的学者和主张政府干预一切经济活动的学者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制度，但同时也承认自由市场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政府在自由市场出现错误的时候进行适度的干预。比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曾批评过美国政府在1929年大危机时，没有采取正确的干预手段，才导致经济危机的蔓延。

　　克鲁格曼也一样，他首先是一位自由主义阵营的顶尖经济学家，是捍卫民主和自由的顽强斗士。但是，在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同时，克鲁格曼又敢于向传统理论开战，正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可能造成的经济不平等以及对经济长期繁荣的危害，主张政府要发挥好维护社会与经济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他的这一思想在2007年出版的政论性著作《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文版已于2008年10月面世)一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在这部著作中，克鲁格曼通过回顾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以求鉴古知今，提醒世人认清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产生的不良影响，呼吁民主党人继承罗斯福“新政”的精神，恢复美国自由派的勋业。按照克鲁格曼在书中的描述，美国这一百年政治经济历史的框架可以用两个“巨弧”来形容：一是经济上从极端不平等到相对平等，再回到严重不平等；二是政治上从两党激烈倾轧到和谐，再回到极端对立。在克鲁格曼看来，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所谓的“镀金时代”，这是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国力飞升，但贫富差距巨大，劳资矛盾尖锐，道德沦落，政党互相倾轧的时代。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30年，美国才进入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享受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两党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都比较和谐。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历史上这段最好的时期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彻底改变了美国社会。罗斯福“新政”最有价值的遗产是，加强工会的力量，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这样才能“压缩”贫富差距，构建比较和谐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能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

　　克鲁格曼尖锐地指出，自从保守主义运动夺得共和党的控制权，进而从里根开始主宰美国政府后，由于推行倾向富人的经济政策，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项目，打击和瓦解工会，特别是布什政府在国际上执行强硬的单边主义，不断制造紧张的国际局势，在经济上实行一系列撤销管制的自由放任政策，维护大资本集团的利益，甚至还动了摘掉罗斯福“新政”皇冠上的明珠——社会保障的念头，结果又使得美国进入贫富严重不均，两党严重对立的30年，并最终引发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这正是保守主义支持自由市场以及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罗斯福以来的新政，反对大政府，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结果。

　　在《美国怎么了》一书中，克鲁格曼还对一些约定俗成的观点提出了颠覆性看法。比如，针对人们常常以“稳固的中产阶级社会”来形容现今的美国，克鲁格曼运用“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进行了分析：设想有许多年均收入为两万美元的顾客在同一家酒吧里消费，当比尔·盖茨走进这家酒吧后，该酒吧顾客的平均收入固然大幅度提高了，但并不表明他们变得更有钱了，这才是事情的本质所在。所以克鲁格曼认为，在保守主义运动20多年的大牛市中，美国虽然经济还不错，但普通人未能收获生产率提高的果实，中产阶级日益萎缩，贫富差距节节攀升，正在回到“镀金时代”的水平。克鲁格曼的观点是，决定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应该是制度和规范这些的社会力量。当初正是罗斯福“新政”造就了比较富裕与和谐的美国，后来，保守主义运动把罗斯福“新政”和二战以来的制度和规范扭转过来，通过打击工会力量、为富人减税、削减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给予企业经营者很高的薪酬等，重新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因此，为了重塑中产阶级主导的美国，需要采取可称之为“新新政”的政治过程。

　　克鲁格曼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为该书的副标题，表明他要表达的不仅是自己对那段黄金时代的怀念和赞美之情，更是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单纯地提倡“小政府”，而应该真正有所作为，实现一场类似当年罗斯福“新政”的改革，以恢复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信奉的并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在承认市场存在缺陷的同时，主张政府在市场失灵时对经济进行适度、适时的介入和干预。他还倡导追求政治与经济全方位的平等，主张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实现这些平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克鲁格曼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学术道德和职业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