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理论界看法不一，而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定罪量刑意义重大。本位拟从应然角度出发，对我国及国外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评述并进行尝试性设计。

　　关键词：污染环境犯罪 故意 过失 严格责任 定罪量刑

　　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已经影响到各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近些年来环境保护领域日益受到全世界法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各国纷纷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针对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1970年日本国会制定了《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即《公害法》)，率先以特别法的形式规定有关污染环境犯罪的内容。1975年《德国刑法》第28章规定了污染环境的犯罪。[1]奥地利在1974年修正了刑法，增设了公害类犯罪的惩处。[2]我国为改变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趋势也突出了以刑罚手段惩治污染环境行为的立法趋向，97年刑法典设专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并规定了五个污染环境类犯罪：(1)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338条);(2)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罪(339条);(3)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339条第2款);(4)环境监管失职罪(408条);(5)走私固体废物罪(155条第3项)。

　　根据我国刑法的基本理论，在污染环境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即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环境的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因为多数环境污染犯罪的危害结果并非及时性的，而且犯罪主观方面具有不同于普通犯罪的复杂情况，司法实务中认定和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十分困难。各国环境刑事立法采取的严格责任、过错推定过失等变通原则，虽缓解了实务认定的困难，却受到刑法理论界普遍的质疑。但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对于污染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量刑轻重意义重大，所以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国外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对污染环境犯罪，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采取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认为故意和过失是构成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要件，如果没有主观过错，行为人的行为便失去了非难的基础，让其承担不利的刑事法律后果是不恰当的。个别国家也采用严格责任理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不以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为必要条件，只要具备一定的危害行为或危害结果，即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这一理论是随着现代工业突飞猛进地发展，高度危险性的行业引起环境公害的事件日益增多，广大社会成员的福利因少数的营利行为常常被侵害，而引起公害的企业的主观过错难以被侦查机关、法院和公众所知晓，而由一些学者针对污染环境犯罪原因上的复杂性、行为人主观过错证明的困难性而提出的。

　　(一)大陆法系各国

　　大陆法系国家传统刑法理论要求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确定行为人有罪过的存在。故意和过失不仅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而且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前提要件。然而，这种理论适用于环境犯罪，特别是于过失环境犯罪适用上遇到多方位的阻力与挑战。大陆法系各国对于环境犯罪主观要件的要求不尽相同。德国、日本、奥地利、瑞典诸国环境刑法均规定，行为人构成环境犯罪主观上必须具备故意或过失的要件，仅有违法事实不能构成刑罚的适用，即不适用无过失责任。法国、比利时等国家则认为，过失系构成环境污染的必要条件，无必须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犯罪故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客观责任(严格责任或无过失责任)，如法国农业法第434-1条及434-4条有关水污染犯罪规定，就是以实质犯罪或客观实体侵害行为事实作为建立客观责任的基础。在此问题上，行政机关与立法上的见解不同，前者趋向与客观的污染事实，即应构成刑罚适用的对象。而后者认为，犯罪行为的构成虽然不要求故意，但应有轻率、疏忽或违反法令的过失行为时，才构成犯罪。其司法实务上的见解亦同，但于法律上有特别规定时，得以无过失责任的事实犯视之，法国的这一作法在欧洲具有广泛的影响。[3]

　　(二)英美法系各国

　　英美法系国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环境污染犯罪的成立是否以故意或过失为必要条件存在有不同认识。美国《水污染管制法》S。309(C)(1)(2)规定，犯罪行为除非行政官署证明为故意或过失，否则不得为该法制裁的对象。美国部分学者强调，企业管理人公害污染的行为，无须有犯罪故意，只要有轻度的错误，即足为制裁的对象。英国在审理Alpgacell诉Woodward(本案为制纸工厂由于废水过滤设备阻塞，致废水溢入河流，排放超过管制标准，造成污染的犯罪行为)一案中，就采取客观主义，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思并非构成环境犯罪的条件，工厂不得以主张欠缺知情或非故意，而逃逸刑事责任。[4]

　　二、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的理论

　　(一)严格刑事责任理论

　　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以及为弥补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威吓和惩罚此类犯罪，有学者提出在采用过失责任制的同时还应考虑严格责任制，即有权利用环境的法人和行为人，有义务保证该行为不危害环境，一旦发生危害就应承担其应负的责任，直至刑事责任。笔者认为虽然严格责任是在近代刑法理论的基础上，为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采用，是对传统刑法理论中归则方式的重大突破，对于惩治某些犯罪可能有着积极意义，但将其适用于环境污染的犯罪，对主体主观上无过错的污染行为认定为犯罪，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首先，严格责任违背了我国刑法的内在生命，即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和刑法第16条关于行为人无过错不是犯罪的规定，与我国适用刑罚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目的悖谬。 其次，严格责任在污染环境的犯罪适用中，会有失公正，如果每个企业都按合理标准正常排污，是不可能预见到共同排污的后果，亦没有义务注意共同排污的后果，且他们的行为大多是获得许可后的行为，单纯追究企业的刑事责任有失公正。其三，严格责任适用的环境危害行为的严重程度与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不匹配。一些国家的无过失或严格环境责任的适用范围主要是一些处以罚金的轻微危害行为，而在把社会危害性达到严重程度的行为才宣布为污染环境犯罪的中国，对于这一类主观过错不明或无罪过，但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环境损害的行为，则纳入到了行政处罚的领域。其四，刑罚应该具有谦抑性，宽容性。正如陈兴良教授指出，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控制时，才能运用刑决的方法，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中适用严格责任而扩大刑法的干预是可避免而无必要之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