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面提到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合理、劳动者保护和社会保障明显不足为例，企业本该承担的成本已经被不合理地外部化或社会化了。与此相仿，我国企业的排污成本远低于治污成本，企业对环保设施的投入和使用明显不足;许多企业仿造他人的生产技术没有付出代价;工业用地被当作吸引投资的优惠工具，使用效率和集约化程度很低;外商投资企业以前曾长期享受税收优惠，现在仍可通过集团公司内部的跨境关联交易规避税收;以及水、电、煤、油价格的形成机制未完全市场化等，也都是企业自身成本被不合理地外部化、社会化的具体表现(在人均水资源贫乏的中国，城市水价目前只有国际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些做法一方面使企业保持低廉的生产成本，导致“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价格上打遍天下无敌手;另一方面直接推高了企业的储蓄率，导致蓝领工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一直比较低。以上两者实际上就是我国贸易顺差较多和内需不足的最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与其不断调升人民币名义汇率，刺激热钱大量流入，把企业挤垮或迫使企业没有足够的财力去配合政府解决上述问题，还不如利用后危机时代全球供过于求的形势，继续理顺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大力加强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及社会保障工作，加快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步伐，逐步提高各地的水平，并为农民工融入城镇创造有利条件(包括廉租房)。唯此。才能缓解贸易、汇率和热钱流入方面的压力，才能真正贯彻以民为本的治国方略，才能最终建成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