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鸿丽说出了她为什么会想到录音：“之前有过几次，老板对我的承诺，过一段时间就不承认了，所以我这次有点心理准备，就怕他万一再跟我说话不算数，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也不知道找谁去说，所以我想把对话录下来了，就可以找劳动部门来解决问题。”

　　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律师程学林认为，对于王鸿丽来说，这个录音是关键证据。令人悲哀的是，为了获取证据，她不得不冒着被殴打的危险，采取类似于自残式的讨薪方式。但她又是幸运的，因为像王鸿丽这样具有法律取证意识的工人还只是少数。事实上，在程律师所接触到的民工欠薪案件中，有相当部分的人根本就没法证明老板欠了他的钱，所以连官司都没法打。

　　有关法律专家认为，尽管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对民工欠薪问题高度重视，但讨薪的程序复杂，维权成本高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民工为了要讨回欠薪，要经过、法院等多道程序，时间漫长而且最终还未必能得到有效执行。因此，相当部分的民工会放弃讨薪。而另一种情况就是比较极端的。这些年来发生了一些农民工讨薪不成跳桥、跳楼、群体上访、围堵政府、绑架老板等行为，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引起社会关注。

　　整治欠薪要让欠薪者得不偿失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步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讨薪难从总体制度环境上看，是因为我国工资支付的法律制度还不够明确，约束力不足，缺乏一个很刚性的、明确的工资支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用人单位的守法意识或者道德状况，依赖于雇主一些内在的约束，而法律给予的外在制度约束是不够的。此外，一些地区的劳动监察部门对欠薪问题的执法主动性不够，存在“软执法”现象。

　　我国《》有明确规定：“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但在实际操作中，违反此规定的企业老板，即使被查处也只需要支付工资和赔偿金，违法“成本”很低。

　　“欠薪现象之所以长久得不到根治，关键在于企业主欠薪的成本太低。”程学林律师认为，应该加大对欠薪者的经济惩罚力度，如果有明确规定，假设拖欠一个月工资，就要偿付劳动者三倍工资;拖欠两个月，付九倍的话，估计没有一家企业会欠薪。他还表示，考虑到恶意欠薪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参照其他地区的做法，把恶意欠薪行为列为犯罪行为。

　　中华全国总工会新闻发言人李守镇表示，目前，全总正积极与有关部门配合，共同推动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力求从制度机制上保障职工工资的依法及时支付。对于少数用人单位的恶意欠薪行为，全总建议立法机关适时修订刑法，增加相关罪名，以惩处并有效遏制恶意欠薪、欠薪逃匿、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