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讨论。从劳动法的角度，笔者以为此案折射出我国劳动法治的三大误区：

　　一、“特事特办”与“常事常办”

　　首先，张海超一开始是按照我国既有的程序来维权的，即“常事常办”，但是，最终这条路张海超没有走通。事件调查发现，有关企业和个人都没严格执行职业病的有关法规，而事后国家的劳动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各部门并没有给张海超指明一条坦途，最后逼迫张海超“壮士断腕”式的“开胸验肺”。

　　其次，事件曝光后，有关部门为掩人耳目，对涉案企业进行了重罚。但是，这种处罚是牵强的。

　　再次，张海超案还牵连到职业病防治所，其被处罚依据是什么呢?至少从证据上看，只能说是在履行法定职责时，出现了误诊。“误诊”如果有可罚性的话，几乎所有的医生都要不停的被处罚。

　　二、“权力泛滥”与“权力制约”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张海超案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目前的“常事常办”制度并不能有效解决张海超们的权利保护问题，其根源在于现行制度出现了问题。

　　仔细研究我国职业病法律法规，目前的职业病诊断、鉴定等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三个问题：其一，自证其责，看职业病为何必须由工作单位提供资料不可?哪个单位愿意自证有责呢?其二，垄断机构，看职业病为何必须交给一个垄断的诊疗机构?其三，体内循环，职业病诊疗机构的错误结论，惟有通过鉴定的方式才能推翻，而为什么鉴定机构又偏偏和诊疗机构“同利益共政绩”?

　　三、“迟到的正义”与“及时的正义”

　　笔者以为，目前职业病制度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权利不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济。法谚云“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

　　张海超在维权过程中也并不是第一步就想“开胸验肺”的，“开胸验肺”只是在于自己维权屡受挫折后才采取的无奈之举。面对如此复杂的职业病诊断、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等耗时费力的程序，劳动者的精力往往被耗费殆尽，以至于很多劳动者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委曲求全与单位私了，而向张海超那样勇敢的面对当前体制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深受职业病之苦的劳动者基本上都属于弱者，而弱者往往最需要及时的权利救济，而我们的制度却刻板地坚持所谓的“程序正义”，并设置就专业人士都很难弄清楚的复杂程序，这显得多么的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