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明确语言真假的判断标准。何为真实、何为谎言，是与客观真实相比，还是取决于当事人是否有撒谎的故意？当事人陈述是外部事实经当事人大脑加工转换而生成的信息流，是客观真实的主观映象，是否真实主要是当事人的主观判断问题，判断错了并不一定等于当事人主观上在说谎。因此可排除所谓的客观标准，判断标准应通过外在表现看当事人的内在真实意思。

　　当事人“不知”，是否为真的不知、还是假装不知、抑或故意说谎？何谓“本应知悉”？运用多大成本来调查当事人是否说谎为正当、合理和经济？判断真实抑或谎言的过程显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正如哲学家公认，最难认识的莫过于人自身，故判断谎言标准的度必须提升为最高，只有非常明确、显而易见、明显与其他证据相抵触等情形方得认定。

　　第二，在后现代语义学看来，语言也是主体。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具有多义性、歧义性、自我诠释性，当事人陈述的语言在不同解读者看来很可能具有不同含义，法官、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的律师、旁听者可作不同的诠释，而当事人作为陈述的作者本身亦有个人的解释。语言的模糊性加上判断标准的内在性，构成当事人陈述真假判断的二项致命障碍。

　　第三，当事人陈述真假不能与诉讼结果为评判标准。比如，A主张B借了他的钱，B否认，两人之中必有一人为真，一人为假（此为简化设计）。大致存在三种情形：一是双方都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无法判断，故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即A败诉，在法律上A被视为说谎；二是一方有证据证明，真假分明，A说谎或B说谎；三是第二种情形中存在一类特殊情况，即现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与“天地良心”的客观真实恰恰相反，胜诉方完全可能正是说假话的当事人，败诉方说的是真话，而这种情况在民事诉讼中绝不少见。人们通常依法律事实和生效判决认定胜诉方为真，败诉方说谎。但这种习惯性区分，与8岁小孩将人分为好人和坏人、我们和敌人的思维方式，具有同样“天真无瑕的美丽童贞”。真假的判断并非如此简单。第一种情形是因为证明责任分配而导致的败诉，第三种情形是因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矛盾所致，诉讼结果与当事人陈述真假并无必然关系。

　　四、艰难的选择：当事人真实义务的确立及其限度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当事人为维护自身利益，没有真实陈述义务。但随着社会利益在法律中作用的上升，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法律精神开始转型，当事人的陈述义务、真实义务、诉讼促进义务、诚实信用义务逐渐从观念演变为制度。如德国二战后就规定了一定范围内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和法官阐明权。英国1999年4月实施的《民事诉讼规则》基本上确立了当事人的真实陈述义务，第22.1-22.3条规定，当事人的案情声明等需经事实声明确认。当事人若签署了事实声明，则比照证人作证可能承担虚假陈述之法律后果；而不签署的，则案情声明法庭将不予采纳。

　　尽管一些国家倡导当事人真实陈述，但多未明确其法律后果。可设计的法律后果大致包括：不采信当事人陈述及提供的证据；采取罚款、拘留、判决藐视法庭等强制措施；责令承担诉讼费用；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等。但由于虚假陈述的证明、判断需耗费相当成本，故即使规定了法律后果也难以实施。确立当事人的真实陈述义务的确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可行的选择，当属尝试性地确立一定限度的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即：1.明确规定当事人须真实陈述，积极倡导真实陈述的道德；2.概括性、模糊性地设置违反真实义务之法律后果，即当事人违反真实陈述义务，一般无需承担法律责任，除极少数法定情形外，比如，显而易见、损害他方利益、欺骗法庭、情节严重之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