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可以看出，隐私权虽然不能说是一种财产权，但也具有了某些类似于财产权的特点。这是由于在信息时代，隐私具有了双重性：既是公民个人的纯粹私事，又有经济价值。因此法律保护隐私权要双方兼顾，既要保证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又不能使保护隐私成为信息自由流通从而发挥其经济价值的障碍。

　　三、 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及其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的隐私权保障的确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与时代的需要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

　　《宪法》和《民法通则》都规定了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的内容②，而“人格尊严”自然也包括隐私权在内。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保护隐私权的内容（《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中涉及到隐私的都是关于取证、回避等程序性规范），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又将侵犯隐私权比照为侵犯名誉权③，从而使得隐私权的保护实际上非常苍白。甚至于在某些司法者看来，“侵犯名誉权”就是一个筐，各种侵犯人格权的行为都可以往这里装-隐私权的保护也只能依赖于这个“筐”。

　　在司法实践中，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仅仅被限制在“个人私生活，尤其是男女关系”④的范围内，“隐私”成了“阴私”的同义词，这不但缩小了隐私的外延，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不利于公民培养保护隐私权的意识，在立法上也容易造成混乱，与现实的要求也不相适应。

　　在理论方面，对于隐私权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晚，而且滞后于时代的现象也比较严重⑤

　　而关于信息时代的隐私保护，相关的立法几乎为零。在互联网上，充斥这各种网站的“隐私条例”作为对这一法律空白的填充，若再没有法律的统一调整，势必会越来越混乱。

　　对于隐私权研究和立法上的不足，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传统道德和生活方式，向来是注重团体而轻视个人、讲究绝对服从而反对个人意志。隐私和隐私权作为纯粹的个人私事，不但要受到冷落，而且要被排挤；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得公民的私权几乎消失殆尽；再加上我国社会环境和经济水平均处于相对较低的程度上，人们对隐私权保护的关注程度也相对较低（越是经济发达地区，人们对隐私的注重程度就越高）；另外，在民法理论上，过于强调民法调整财产关系的这一面，而忽视了调整人身关系的一面①，隐私权也就跟着被忽视。

　　以上种种，可是作为我国隐私权保护现状的解释，但是决不能成为阻碍隐私权研究和立法的障碍。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我国在有关隐私权的问题上还处于“补课”的程度，一些传统领域的课题还有待于解决。

　　与此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隐私和隐私权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隐私保护也出现了新的诸多问题-我国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尚且在起步阶段，所以隐私保护和信息自由流通之间的矛盾还不非常严重。但是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速度还将进一步加快②。因此，我们的研究和立法都必须加快步伐，才能赶上时代的发展。

　　四、 信息时代对隐私权关系的影响

　　信息时代对隐私权关系的影响，一言以蔽之，就是造成隐私的失控。

　　个人用户在互联网上寻求服务，首先需要提供可靠的个人资料，包括个人识别资料（如姓名、性别、年龄、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电话、通信地址、住址、电子邮件地址等情况）和个人背景（如职业、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婚姻、家庭状况），这其中不乏个人隐私，然而这是服务系统能够运作所必要的。但是，一旦用户将这些信息输入互联网，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对隐私的控制权。

　　虽然每一个商业网站都会宣称自己拥有完善的隐私保护体系，可是这种承诺只能依靠网站自觉维持，缺乏相应的法律监督机制，而客户作为隐私权的权利人却只能处于弱势。美国在线（AOL）曾将其一个用户（该用户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信息泄漏给了美国军方，致使该用户被军方除名③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