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后，新中国接受（前）苏联民法及理论，以1922年《苏俄民法典》为蓝本，先后草拟了四个民法草案。至今，我国在法律上的规定和法学教材中的提法，仍多与（前）苏联民法的提法极其接近：财产所有权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就其中的占有而言，我国过去完全是沿袭（前）苏联民法的规定，将占有仅仅作为所有权的一项权能纳入所有权的概念中。

　　现代民法学者，不论是东、西方的，还是哪个法学流派的，都倾向于一个共识：所有权不是其各项权能的相加。有学者还提出“所有权的权能只是实现所有权的手段，各种权能都可以和所有权分离，更可以转让占有权、使用权、用益权等他物权，而不转让所有权[53]”。实际上，对于所有权可以被转移这个传统的法律认识而言，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法律关系在众多的民事流转法律关系中只是少数，如买卖、贸易等，而只需要转让占有权，不需要转移所有权的法律形式则是多数情况，如租赁、承揽、保管等。此外，权能的分离不影响所有权的存在和发挥所有权的作用，更不会引起所有权的消灭（丧失），这已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以上这些均表明占有不仅是所有权的权能之一，而且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即可作为所有权以外的一种什么东西。

　　那么，所有权以外的这个占有——占有制度中的这个占有究竟是指什么？笔者认为，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应该确定何谓所有权的权能。对于权能这一称谓说法不一，但我国至今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界定过占有权能的含义，更没有对占有权能的取得、效力、保护作详细的规定。笔者比较赞成这种解释：所有权的“权能”一词具有以下两种含义：一是所有权的外在表现形式，即某人能够对于某物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一般可认为它具有该物的所有权；二是指所有人得以行使的权利，即所有人基于其所有权，便可对其所有物予以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54]。之所以不应将占有制度中的占有等同于所有权权能中的占有权能，一是因为所有权中的这种占有权能仅相当于占有制度中的“本权”，即“得为占有的权利”。二是因为如果说占有只能为所有权分离出来的一项权能，那么占有制度所保护的这个占有的效力就不得超出占有权能的范围，即不能包括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这显然与占有制度中的占有涵义是矛盾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我国的民法将占有规定为所有权的一项权能，便认为所有权吸收了占有、使用和处分的全部内容，占有被紧紧限制在了所有权的定义中。可见，虽然对于在民法典中对所有权以列举权能的方式定义是否科学仍旧值得研究，但这种立法形式并不妨碍在民法中另外确立占有法律制度。

　　2、占有的法律性质不应认定为权利。受法律保护的占有不仅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现象，而且，占有受法律保护，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比如占有人享有一定的利益，其所追求的终极权利通常为物权或债权。但是否可以因此认为占有的法律性质即为权利，这首先涉及对权利的界定问题[55]。

　　对于民法上的权利概念，学界也有不同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如：（1）赋予当事人为实现其利益所可实施的行为范围[56]。（2）权利由法律上之力与合法利益二要素构成[57]。（3）法律上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特定主体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资格和能力[58]

　　按照传统的民法理论，受法律保护的，除了权利，还有利益。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没有被法律明定为权利。而一种利益是否被法律规定为权利，是由立法者依据社会的情势经过权衡来决定的。在许多情形，某种利益未被规定为权利，并不影响对于该种利益的保护；但如果将该种利益规定为权利，则可能反而对该种利益的保护有所不利。进一步讲，权利和利益既密切相连，又有所区别。例如，我们可以说人一般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如果不十分严格，这和说他有不失去自由的利益是一样的。然而从本质上看，这两者并不完全一致，因为从法律意义上讲，一个人的权利是指那些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至于利益，只有与权利对应的利益才真正会受到法律保护，否则至多会受法律一时的保护。而且，在两种利益冲突时，法律须兼顾两者，然后决定哪个利益最需要保护。因此，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可以说是由法律保护的那些利益。至于法律应该保护哪些利益，不该保护哪些利益，不可能制定普遍的规则。与错误和义务一样，权利也可以有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或二者兼而有之，但法律只关心法律上的权利，即法定权利。而一项利益得到法律保护的前提是得到法律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