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更早的斯多葛哲学相比较，17、18世纪的古典自然法观念对于法律的影响力，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罗马法复兴运动前期，虽然“在欧洲多数地方，更产生一种理论，谓古代罗马法系一种尚生存于当时之有效法律（Living law），凡当一问题发生时，如不能参考采用任何既成之中世（纪）法制以资解决者，则可采用最后之手段，诉诸罗马法以解决之”。〔8〕（Ｐ7）

    但是，作为一种古代法律，罗马法毕竟无法与当时的社会关系和法学思潮完全合拍，“伴随着法律人本主义的出现和不断承认属地法律习俗，《民法大全》的权威性衰落了。此刻，自然法，以试图为法律寻找一个新权威的面目而出现。”〔1〕（Ｐ128）其次，较之于古罗马法时代，在古典自然法学的影响下，法律的制定者的任意与独断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古典自然法哲学家还渐渐发现，法律不仅是抑制无政府状态而且也是抵御专制主义的堡垒。”〔4〕（Ｐ63）基于此，孟德斯鸠将专制主义扩张之预防系于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制衡；而洛克、霍布斯及卢梭则试图以（社会）契约理论来解释国家权力的来源。〔4〕（Ｐ46-55，62）换言之，如何“抵御专制主义”，乃是古典自然法学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古典自然法学在肯认人的理性的基础上，肯认人对于自然法则的发现与归纳能力。并以此为哲学基础而掀起了法典化运动，产生了一系列深受古典自然法思想影响，并且在内容上反映出其基本要求的法典。而首当其冲者，就是《法国民法典》。

    在古典自然法学思想的背景之下，考察《法国民法典》第8条“所有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的规定，〔9〕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作为古典自然法观念的产物，自然法对于《法国民法典》的影响，远非一般意义上的“指导思想”所发挥的作用。在法国人看来，自然法原则具有高于实定法的效力，其不必通过实定法的规定作为中介，直接成为后者的法律渊源与适用依据。这一立法思想曾经清晰地反映在《法国民法典》最终草案序编的规定当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永恒的法，它是一切实在法的渊源：它不过是统治着全人类的自然理性。”〔10〕（Ｐ290）基于这一认识，波塔利斯（Portalis）明确指出：“当法官得不到任何明确和众所周知的规则之指引时，当他遇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事实时，他只能回到自然法的规则。”〔10〕（Ｐ290）这种以自然法作为实定法之渊源的思想，在法律主体的构造技术上，就表现为，一个生物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主体，原因就在于这个生物人，具备了一个成为法律主体的条件 ———这个条件由于在自然法中早已明确，因而无需通过实定法再加以规定———它就是“人的理性属性”。由此可见，“以自然法观念作为实定法上法律主体的依据”，乃是《法国民法典》主体制度构造的根本特征。

    第二，这一主体构造的特征，意味着《法国民法典》从此塑造出了超越于个体的人的具体形态的“抽象法律人格”。《法国民法典》的抽象人格，建立在“一般的”人的伦理属性基础之上，进而又将这种一般的人类伦理，反过来看成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的人格依据。于是具有各种特质的人，在这种无差别的伦理价值之上，实现了真正的法律上的平等。这一技术逻辑终结了18世纪以前“人的私法地位是依其性别、其所属的身份、职业团体、宗教的共同体等不同而有差异”〔7〕（Ｐ157）的身份制社会的人格的不平等性。于是，法国民法上的法律主体，不仅在范围上涵盖了所有的法国公民，实现了生物人与法律人外延上的统一，而且在法律人的范围之内，其法律主体资格也实现了平等与划一。由此可见，“抽象人格”乃是以伦理作为人格基础的法律逻辑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