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采用法院地法说还有降低判决结果的可预见性和一致性等缺点。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不当得利之债不宜只适用法院地法。

　　(二)属人法

　　有大陆法学者提出属人法说，认为涉外不当得利案件应由当事人的共同属人法决定，如果当事人的属人法不同，则适用被告之属人法。该说曾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被采纳。在英美法国家，亦有类似主张。如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221条将“当事人的住所、居所、国籍、公司成立地及营业地”列举为相关连结点，英国著名不当得利法专家白柔斯(Burrows)也主张，若原告受损地与被告受益地分处于不同的法域内，在确定准据法时，应考虑属人法。

　　采用属人法说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两条：第一，不当得利之债为被告的法定债务，所以应由被告的属人法确定。第二，当事人有适用其属人法之期望。

　　但实际上，这两条理由都欠妥当。首先，第一条理由的理论根据是，自然人不论在哪里，不论从事何种活动，都只受其本国法制约。这一观点是殖民时代的产物，带有浓厚的不平等色彩，当代早已废弃。其次，考虑到不当得利之债产生的实际情况，第二条理由也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如果不当得利当事人之间曾存在某种法律关系，当事人通常会希望调整原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于不当得利之债，而非其属人法。即便当事人之间不曾存在法律关系，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期望其属人法适用于不当得利之债，而不是其他法律(如不当得利发生地法等)。更何况，实际情况往往是，当事人有时并不知晓对方的属人法。

　　我们认为，属人法说有很多弊病，第一，属人法历来有国籍国法和住所地法之争，其认定标准不一。第二，如果被告不止一人，则其属人法亦有数个之可能。第三，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公司经常会有数个国籍或住所地，因此，当相关属人法为公司所在地法时，其认定会非常困难。第四，属人法与不当得利之债往往并无实质性联系，适用之有失公允。

　　综上所述，不宜硬性规定不当得利之债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

　　(三)发生地法

　　受“场所支配行为”这一古老法律原则和20世纪上半叶在普通法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既得权”理论的共同影响，不少学者都提出：不当得利之债应适用不当得利发生地法。该规则已被一些国家的立法所采纳。这种属地性的法律适用规则由以下三个因素构成，且不同主张强调适用不同的因素：(1)不当得利起因行为发生地;(2)损害发生地;(3)利益发生地。在逐一评析各种主张之前，有必要先从宏观上对不当得利发生地法说作一简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