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票据的无因性和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我们没有必要苛求一定要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因为这些只是票据产生的原因关系，它在票据行为完成之后，是不能影响票据效力的，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出现。

　　另外，如上所述，票据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民事行为最重要的就是“意思自治”。票据行为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自由的进行票据活动。只要没有违背社会正义和公序良俗，法律是不应干涉的。

　　意思表示是票据行为实质构成要件之一。对于意思表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比较原则，主要规定了因为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而为的意思表示。对于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必须具备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这一限制条件。影响票据效力的因素主要有胁迫、欺诈和误解。

　　票据行为的性质，历来存在单独行为说和契约说之分。英美法系国家主张契约说，其票据立法都把票据行为定性为契约行为，并把交付规定为有关票据生效的条件。但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主张单独行为说，尤其以创造说为甚。 但是无论是契约说还是单独行为说，出票人和特定的或者不特定的对方当事人之间的行为，也要有合意。

　　三、 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是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

　　票据权利的取得，是指持票人合法有效地取得票据的所有权，并享有票据权利。而票据的取得，一般是指持票人以一定方法取得并占有票据。 可见，票据权利的取得和票据的取得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以合法手段取得并完全享有票据权利。后者至少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合法取得，并完全享有权利；非法取得，不享有权利；合法取得，但只享有部分权利。

　　该条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并且是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对价。这一规定，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必须给付对价”，指的是与票面金额相等的价格；而“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则可能高于票面金额，也可能少于票面金额，当然也可能等于金额。另外，这个对价只要双方认可就行了，那何必要在第1款中规定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呢？所以，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这里的“对价”究竟作何解释，还值得商榷。

　　《票据法》在第11条规定了取得票据不受对价限制的例外，同时又在第12条规定了以非法手段取得票据以及因为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的效力问题。那么，有这样一个问题亟待解决：双方当事人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但是双方合意后，签发、取得或者转让票据，这种行为又不在第11条、第12条限制之列，那该如何处理呢？

　　四、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立法例

　　我国《票据法》第10条的规定，带有很浓厚的中国特色。在别的国家和地区有关票据的立法中，在对价和真实的交易关系上，与我国有很大的区别。

　　例如台湾《票据法》，它在第14条规定：“以恶意或有重大过失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票据上之权利。 无对价或以不相当对价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其前手之权利。”这一规定，与我国《票据法》第11、12条的规定很相似；除此之外，台湾《票据法》中没有提到要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存在，没有提到诚实信用。可见，我国《票据法》第10条第1款的规定有不适之处。

　　再如英国《票据法》，该法在第三节规定了“汇票的约因”。第27条第2款是这样规定的：“票据在任何时间具有对价后，对于在此之前的承兑人和全体汇票关系人，该汇票的持有人视同要求对价的的持有人。”这也就是说，后手的权利不得优于前手。并且该法在第29条规定了“正当持有人”，在第30条规定了“对价和善意的推定”。 可见，英国《票据法》也没有必然要求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其次，这种对价，是可以推定的，即可以从外观上表现出来，只要外观上满足对价的条件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