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轮危机处理中，不断有新问题出现，如跨国机构破产后不同国家存款者的偿付问题、资本金缺口和信息不对称等。监管当局和央行最难决策的就是问题机构流动性不足、面临挤兑时，到底是应该救助还是让其破产。美国规模较小的机构已破产124家，而对于那些稍大的银行，欧盟、美国及其它国家，都首先采取了救助的方法。这种做法成本很大，对于原来的存款保险制度也有颠覆性的损失。所以，在问题机构的危机处理上，简单的救助显然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研究新的办法。目前比较典型的有英国金融服务局的恢复与处置计划(“生前遗嘱”)。即每个机构，尤其是大机构“活着”的时候就得想好其破产的那天怎么办，也还要求有恢复计划。

　　在这次危机处理中，国有化成了最后救济大银行的杀手锏，成了一种特殊的金融监管手段，这对于金融监管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突破。美国不得不让部分银行国有化，很多美国人觉得有悖于美国精神。因为国有化完全突破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理念——私有制永远比公有制好。可为什么好多西方国家不得不放弃这个理念而选择国有化银行?为什么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很多国家，银行国有化的速度和进程超出我们的想象?最根本的原因是市场理论对于危机下的银行体系不再有适用性。危机之下，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无法获得私人部门融资，破产又会对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时，国有化便成为金融稳定的工具。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花旗集团和英国的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均经历了政府先提供优先股融资，然后将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的过程。

　　从产权角度，国有化不仅能解决市场问题，也是金融监管的变量。支持国有化的理论基础包括：选民同时也是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它利益相关者。面对全局性的系统风险，原有的市场解决模式(破产为主)不复存在。这时，政府救助在本质上是一个公民在上述三种身份之间的权衡。

　　国有化问题银行后，政府往往会改组董事会或高管层、限制高管薪酬，并要求银行增加对实体经济部门的信贷供给，这实际上强化了银行的公共职能。换言之，通过国有化，政府稀释银行原有股东的利益，而保护银行债权人的利益，特别是存款人的利益。但是，国有化也存在一个悖论，即国有化对银行的效率是有损失的。这对于我们未来探索银行的产权问题，有着很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