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从公众那里获得投资，公众有权利关注上市公司是否恰当地运用投资，容忍公众的怀疑、质疑、指责和批评，这是上市公司获得公众信任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上市公司提升自己名誉的最好的方法。因此，判断上市公司名誉是否受到损害，应当考虑当时、当地对上市公司的一般评价，考虑上市公司必须接受公众监督的法定要求。
　　问题之三：如果媒体发表一项关于事实的陈述对上市公司的名誉产生不利影响，媒体又不能在诉讼中证明该陈述为真，是否一律承担金钱赔偿责任？
　　证券市场保持透明是反欺诈的需要；脱离信息公开，有效监管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因此，言论开放在证券市场比其他领域更为重要。言论开放必须有容错环境，否则，记者、专业评论人员在发表任何言论之前，就会考虑：“尽管我信其为真，但是，如果卷入诉讼，雇主会怎么看我？”新闻机构又会考虑：“尽管这篇报告可信，但是，我如何在法庭上证明这是真的？我是不是值得花费律师费、案件受理费去证明这是真的？”言论事先检查的代价是整个社会丧失了本来可以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的机会。
　　上市公司对公众的承诺是：“法律要求我公布的一切信息，我都充分公开了；不仅充分公开了，而且说的都是真话。如果你们发现我有应当公开而没有公开的信息，发现我说的不是真话，欢迎你们指出！”这意味着上市公司主动招揽公众去发现、揭露它偏离承诺的一切行为，邀请公众对它进行评价和监督。上市公司知道任何表达都会“出错”，招揽公众反应本身意味着容忍“出错”，媒体不过是传播了“出错”的表达。
　　因此，一个合理的规则应当是：除非上市公司证明媒体发表言论时存在恶意或者漫不经心地无视真伪，媒体并不仅仅因为失实而承担赔偿责任。这并不是给媒体某种特权，更不是豁免媒体的赔偿责任。如果媒体受竞争对手指使、被他人贿买、索取钱物或涉嫌报复，这就是无可争辩的恶意；如果发表事实报告没有经过新闻行业应有的质疑、调查和内部检查程序，这就是漫不经心地无视真伪。
　　上市公司、公众反应和新闻媒体都可能出错。对于上市公司，法律并不是惩罚它对公众所说的一切错话，只是惩罚“重大”的虚假陈述、遗漏和误导。同样的道理，法律也不是“一刀切”地要求媒体就一切不实之词对原告负赔偿责任。新闻媒体发表的不实之辞须对上市公司名誉有“重大”影响，这应当是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媒体的“恶意”、“漫不经心地无视真伪”和“重大”不实，即使上市公司胜诉，也不应获得金钱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