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规定也清楚地显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类似谷歌这样利用数字技术复制他人文字作品并传播的，肯定也可受到刑事制裁。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刑法能不能制裁在外国实施上述行为的人?

　　从犯罪构成理论上说，犯罪后果发生地也是导致刑事管辖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互联网的无国界性，谷歌在美国数字化并通过网络显示他人作品时，其后果肯定会影响到中国。就此而言，中国对其实施刑事制裁并无理论上的障碍。几年前，美国曾因一位俄罗斯科学家未经许可而开发出DVD解码器，并向公众传播该解码器而在其赴美国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将其逮捕并判刑。此举引起学术界的强烈不满。国际上许多知名科学家呼吁共同抵制美国;一些著名的学术组织，包括美国的学术组织都宣布将他们的学术活动移师海外。这些抗议活动着实让美国感到非常难堪，也使DmitrySklyarov案成为了为保护知识产权而对外国人实施刑事逮捕的惟一一个案例。

　　中国的刑事执法机关想不想，以及敢不敢再创立一个案例呢?

　　面对谷歌，我们该当如何

　　正如许多媒体已经报道的那样，早在10年前，中国即已开始实施所谓的“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虽然该工程并没有如最初设想的那样成功，却也催生了一批商业化的“数字图书馆”公司。这些公司的做法如同现在大家关注的“谷歌事件”一样，都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对纸质图书进行数字化加工后投入商业经营的。随着规模的扩大及在社会上影响的扩大，著作权问题一直是悬在这些数字图书馆经营者头上随时都有可能落下的利剑。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因这把利剑下落可能造成的伤害程度，个别经营者开始通过主动出击的方式寻求著作权人的授权。据称，某知名“数字图书馆”已经获得了几十万份著作权人的授权。还有一些经营者试图通过与出版者签订协议的方式解决许可问题。

　　至于图书被数字化之后如何进行商业经营，应当说中国的经营者也是领先的探路者[40.41 1.61%]。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数字图书馆还是在通过出售数字化拷贝的形式从传统的图书馆赚取有限的利润;还有一些通过向单个用户出售“读书卡”的形式获得微薄的收入。至于像卖传统纸质书一样直接向读者出售数字化图书，则仅仅处于探索阶段，远没有形成市场规模。

　　据我所知，将数字化图书放置在互联网平台供网络用户搜索，并允许用户阅读其中的前十几页，也是中国一家经营数字化图书的公司首创。该公司早已开通了一个面向全球的、可搜索到几百万册图书及数百位名家讲座的数字化内容网站。

　　事实上，谷歌现在的做法恰恰是从这家中国公司学到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人是美国人的老师。

　　当然，谷歌毕竟实力雄厚，一旦开始运作，很快便名声大振，引来了全球的瞩目。

　　与谷歌遭到起诉后寻求和解的做法相比，中国的数字图书经营者除少数在积极寻求授权外，大多数没有，而且也无意在著作权保护上作任何姿态。更有甚者，一些非法数字图书经营者不但不积极寻求著作权问题解决办法，反而在遭到起诉后百般抵赖，强词夺理，甚至反过来起诉权利人及公证机关在固定侵权证据的过程中因使用了其所谓的阅读器而侵犯其软件著作权。如果我们把谷歌比作“强盗”，那么国内的一些非法数字图书经营者则只能比作“流氓”或“地痞”了。

　　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我们是选择勉为其难地接受“强盗”的和解协议，还是选择无可奈何地容忍“流氓”与“地痞”的任意妄为呢?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考虑。

　　补记：

　　本稿前面的内容完成于2009年11月2日，即谷歌图书搜索战略合作部亚太区首席代表ErikHartmann准备与中国的文著协面谈前一天。笔者于结稿时实际上还有两个期待：一是期待文著协在与ErikHartmann谈判中能有所作为;二是期待美国政府能够对来自各国的压力有所回应，从而给法院施加一些影响，以阻止和解协议的通过。然而今天看来，这两个期待都没有结果。

　　首先是文著协与ErikHartmann无果而终。虽然双方约定了下次面谈的时间，但从首次谈判的结局上可以预料，以后的谈判也不会向着中国著作权人期望的方向发展。其次是美国法院并没有如期于11月6日开庭。今天一早上网，发现大律师MichaelJ.Boni于11月9日(此前提出的延期申请开庭的日期)又致函法院，要求将提交修改和解协议的日期推迟到11月13日。迹象表明，和解协议最终获得法院的批准已经是不可逆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