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立法没有对证人出庭作证例外明文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仅对证人的适格性作了规定，却没有明文规定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对“准许证人不出庭”的条件作了些规定，但该规定不够具体、全面，同时也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如该条第4项规定的“有其他原因的“，就比较原则、宽泛;第3项规定的“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明显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等。

　　第三、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第45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有向司法机关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但若证人不履行此义务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立法却没有了规定。从某种角度上讲，这对证人不出庭作证起到了放纵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41条虽然规定了证人应当到庭作证，因法定原因不能到庭作证的，须经人民法院准许。但如果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作证又怎么办，未能做出明确规定。这样，一旦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就只有完全依赖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所取得的证人书面证言了，这样就使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形同虚设。

　　第四、证人及其家属人身和财产安全缺乏立法保障。刑法第307条和第308条分别规定了妨害作证罪、打击报复证人罪，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了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保护措施，但法律规定仍不够具体，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力度不够，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等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性及财产方面的保护。第五、缺乏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保障。证人在尽出庭作证义务的同时，必然会造成一定的误工损失和支付一定的交通、住宿、生活等方面的费用，而现在对证人出庭作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虽然2002年4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同年10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均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作出了规定，但刑事诉讼中对证人补偿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规定。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证人作证立法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刑诉法虽然明确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但由于对证人作证的方式、程序、规则等没有做出具体规定，使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难以在实践中落实到实处。

　　第一、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具有证人资格的人均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是公民对法律有效执行、实现公平正义所负的义不容辞的义务，如果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将被指控为藐视法庭罪，这是英美法系所遵循的传闻排除规则的内在要求。传闻排除规则是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法官不得将传闻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从而排除了传闻材料作为有效证据的可能。因此，根据传闻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建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是保证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需要;是保证法律权威和实现法治的需要;是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