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本”还是“物为本”的不同选择可能决定着中国社会发展未来的走向和命运。

　　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异常曲折，从哲学角度看，主要因为中国近代以来未能很好解决“人为本”还是“物为本”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和儒家，实际上分别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物为本”和“人为本”的不同思路，但中国传统文化未能顺利实现近代化的转换，反而几乎被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抛弃，中国近代社会欲建立一种“新文化”，主要就是希望以西方近现代化文化为基础，开发出现代中国文化出来。

　　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两大主张，这两大主张的背后还是隐含着“人为本”和“物为本”的矛盾，新文化运动没有解决中国何以可以“民主”和“科学”的问题，它只是提出了问题，认为这两样东西是使西方成为西方的根本原因，当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以落实到社会现实层面，才发现这样的主张，既无实现的适当的社会环境，也无实现这些主张的社会主体，不过是中国社会中少数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主张，此以后，中国便在“问题”与“主义”之间形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主张，两党面临着的共同问题是“救亡”和“求富”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了中国亡国的危险，因此，“救中国”就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国民党希望以资本主义来“救中国”，中国共产党主张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来“救中国”，结果，中国社会矛盾就显得异常复杂而残酷，国内政治矛盾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纠缠在了一起，“人为本”和“物为本”的哲学反思于是让位于围绕“救中国”而产生的现实的政治对抗，“政权”争夺使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更加现实化，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社会内部“联合建国”的主张因国共和谈失败而破产，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主张历史性的失败，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赞成，“新民主主义”获得了胜利。

　　新中国的成立表明“救中国”的历史使命暂告一段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很快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张，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实践方面，用了短短三年时间便完成了这一历史过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遂成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和平建设的条件下，过去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人为本”还是“物为本”的问题再次显现出来。历史发展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选择的是“物为本”的发展路线，这一问题因为中国“政党政治”的特殊性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在西方社会中，政党实际上是因为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主张不同，而在政治上形成了不同的力量集团而成。西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取得了绝对的社会支配力量，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掌握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大权，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围绕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简单，拥有机器者便是资本家，不拥有机器者便是工人，因此，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主要以两党制为主，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这种社会分裂直接相关。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的成长史即可发现，资产阶级主要形成了以“物”为基础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在本质上，资本主义的文化是以“人为本”的，公开声明实现“人”的欲望，就是社会真正的“正义”，而实现这一“正义”的基础就是“私有制”。

　　“机器”及围绕“机器”形成的社会政治管理(民主，三权分立、选举制等)制度、经济生产方式(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经济管理制度(自由竞争)、和文化发展和管理制度(自由、平等、博爱)统统以“科学”理性为历史文化背景，“科学”这种人类社会文明的新基础，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基础，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正义”、“平等”和“规律”都不是一种经验的、自然感性的主张，而是理性的、科学活动的产物，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人性”、“人本”取代中世纪“神性”、“神本”的实质，从极端的情形看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在中世纪，那是以“宗教狂热”为基本特征的，简言之，一切来源于神，一切又归于神，而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则是以“理性狂热”为基础的，一切来源于理性，一切都只能依靠理性来解决。

　　正是崇尚“理性”，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使人类真正理解了，第一，自然的本质(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第二，人的生物本质(达尔文进化论、生物学、遗传学等)，第三，社会的本质(近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以“实践”论从哲学上解决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发展的“人为本”和“物为本”(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因为实践(主要是社会生产)才能一头连着“物”，一头连着“人”，实践是社会的本质，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以及社会的本质就是要将社会生产、社会分配和社会地位保证一个适当的“秩序”内，其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是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社会共同占有”才能达到这一目标，私有制，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都只能造成人与人的社会不平等。

　　中国的政党政治历史运行的方式与西方的模式刚好相反，中国的政党主要根源于不同的政治主张而产生，由于中国社会发展水平远未及“机器”水平，因此社会分化不是像西方社会中的“资本家”与“工人”的分离那么清晰化，中国社会的落后性，急需中国社会中的“先进”力量来领导和推动社会的发展，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就沿着“单一社会阶层领导社会发展”的模式，农民阶层的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地主官僚的洋务运动自救、旧式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清王朝的“清末宪政”、地方实力派的“军阀混战”与“北洋政府”，这些“单一社会阶层领导社会发展”的模式毫无疑问都失败了，因为中国的社会问题不单纯是个“阶级”问题，还有个“民族”问题，不但是个“中国问题”，还有一个“中国”与“西方”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单纯依赖任何“单一社会阶层”都无法实现，只有不同的社会阶层联合起来才行。国民党在广州组织“广州革命政府”就是对“单一社会阶层领导社会发展”的模式改变，孙中山先生称之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先生所创立之五权分立为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离也。”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三民主义打破了“单一社会阶层领导社会发展”模式的局限，孙先生对这一点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总结，故他的政治遗言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三民主义”的主张为国民党最终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奠定了政治基础，通过北伐战争，国民党实现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但到了蒋介石时期，“三民主义”没有一项获得历史性的解决，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义对象。中国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般的反对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又一对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校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就是真正的“新三民主义”，但是，领导者是共产党，前途是“社会主义”。

　　由此可以观之，中国政党政治不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直接产物，而是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产物，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必然要求有一个“政治领导”，这样中国才能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中国社会发展的“人为本”和“物为本”问题因此是与“政党”的不同认知密切相联的，而不是社会的直接主张。

　　中国近代以来的“救亡求富”问题本身就是直接指向本身就包含着“人为本”和“物为本”的问题。“救亡求富”当然是为了“人”，革命也罢、科技也罢、改变制度也罢，都只是手段，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由于“人”过于组织化和意识形态化，“人”在中国社会文化的视域中实际上“消失”了，没有了“人”，就只有“物”了，所以中共八大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落实到现实层面上，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一论述本身的逻辑是“集中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需求”，“苏联模式”的最大特征就是“集中”，在集中制下，“集中实现”就会调动所有的资源为其服务，而“逐步满足”则被推至后台，甚至被推出了舞台。以后，中国社会的“四个现代化”思想不过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并无本质差异。

　　“人为本”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中国传统的“人为本”，主要是以“君主”为前提的“民本”，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农民无力抵抗天灾人祸，要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必须要靠“君主”的政治权威，否则简单再生产就无法进行。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政府政党成了“社会利益”的代表，所有人都是党组织和政府组织之下的“单位人”，根本不具备提出个人利益的平台，“单位”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唯一可能性，“单位即人”，“人即单位”，人被高度组织化后，就不可能形成“人本”的思想和价值取向了。单位的实现程度，就是人的实现程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年的基本状况。

　　由于“单位”实际上不可能满足人的需要，甚至是最起码的生活需要，所以，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因此，通过改革，中国社会中出现了“私有”经济，特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使中国社会中的“人”，产生了新的变化，大部分是仍然是“自然人”，一部分是“单位人”，一部分是“经济人”，还有“法人”等等，新的经济体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使中国社会发展的“人为本”还是“物为本”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具有了历史的现实性和价值选择的对抗性，由于这种新的历史现状不过三十多年的历史，各方面的发展都还是“初级阶段”，中国社会大体上维持着“物为本”的文化价值取向。当时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则是以加速度方式演变的，一年等于西方10年或20年，因此，社会矛盾也是以加速度的发展展开的，往往是“后浪推前浪”，一个问题还没来及充分展开，新的问题就已经遮天蔽日了，这就是中国当代的所谓社会性的“浮躁”，这个“浮躁”的里面，归根结底还是“人为本”与“物为本”在较量。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从历史角度看，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拥有五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发展历史，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看，中国经历了“单一社会阶层领导社会发展”的自发阶段和“政党领导”自觉阶段，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看，中国社会中既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也有资本主义的成分，还有传统文明的成分，更有“信息化”的时代背景，这种得天独厚的社会资源，可能会促使中国出现历史性的跳跃性发展，即孕育出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也不同于经典的社会主义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的新文明，也可能导致中国再次出现“因噎废食”，走向新型的“闭关自守”，问题都在于中国人如何理解“人为本”与“物为本”，解体、解构还是“破茧”都可能是中国将遇到的历史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