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发现《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孙敏等主编，马美艳等摄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6月)，是11月28日在南锣鼓巷一个叫 “朴道草堂”的书店。书店藏在南锣鼓巷中段西部的帽儿胡同，如果不是我搜求“昆虫记”、“植物记”等主题图书的刻意和某种幸运、缘分，也许就无法发现这本同样低调的摄影集。

　　书其实是3年半前出版。2004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稻米年”，当时提出了“稻米就是生命”的口号，意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和推动稻米的可持续生产。作为一种积极回应，“绿色和平”在2004年10月16日的“世界粮食日”组织了约70名农民、水稻专家、稻作文化专家、记者及志愿者等参与一个名为“稻米之路——云南生态农业巡游”的活动。

　　巡游途中，“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结识了5位分别来自傣族、普米族、爱尼族和哈尼族的世代种植稻谷的农民。“为了更真实地见证稻米的重要性，以及谷子与生态、稻农生活与文化的关系”，2005年年初，“绿色和平”将5部相机交给这5位几乎从未使用过相机的稻农，鼓励他们在云南摄影师耿云生的必要指导下，尽可能原生态地记录自己与“稻米”这一主题有关的生活。

　　2006年2月，这5位稻农摄影师第一次来到昆明，从他们拍摄的数千幅照片中精选出101幅，开始举办“稻米之路——五个稻农的镜头”巡回摄影展。《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正是这个巡回摄影展的延伸出版物，时任“绿色和平”中国分部可持续农业与食品安全项目经理的林志光和他的同事，“都不相信这些照片是完全没有摄影经验的稻农拍摄的，或者，照片里面所承载的情感是外来摄影师永远无法注入的”，“希望让更多远离土地的人们可以通过稻农的眼睛去记录他们的生活，记录他们对土地与稻米的感情。让我们这个祖祖辈辈被稻米养育的民族，可以借此契机，关注探讨稻米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踏上真正的稻米生态之路。”

　　看到 《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我立马想起资深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受“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委托，于2005年9月正式启动的“村民自治影像计划”——该项目在全国范围内选出10个村民作者和10个青年导演，让他们进京接受一定的拍摄技术培训后，回到各自的村庄拍摄村民自治的状况。

　　“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和“稻米之路——五个稻农的镜头”巡回摄影展都抓住了这个时代的影像平民化民主化的潮流，让影像成为草根阶层呈现自我、伸张话语权的有力武器。值得注意的是，“稻米之路——五个稻农的镜头”巡回摄影展正式启动，其实比“村民自治影像计划”的启动要早上大半年，但后者的影响力和实际效果显然超过前者。或许，“村民自治”在当下仍是远比“稻作文化”更吸引人的词汇;或许，吴文光在中国新纪录片运动中的号召力的确超过很多他的同行。

　　我为自己在过去3年多错过了《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而后悔，其实，“稻米之路——五个稻农的镜头”巡回摄影展的介入者之一、云南学者孙敏女士也是不容忽视的纪录片导演。她为《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撰写了一篇详尽的跋，她在1998年至2003年间担任过 《山茶人文地理》及 《华夏人文地理》副主编——“她在1999年就写出了第一篇讲述滇西非凡抗战故事的长文《国之殇》”，《父亲的战场》(章东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的作者就很为没能与她合作撰写这本“中国远征军滇西田野调查笔记”而遗憾：“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永远感激她推开了滇西战场的历史之窗，让我有幸用自己的双脚，踏上了这片我们中华民族父辈们的光荣战场。”

　　调查滇西抗战、寻访野生稻谷发源地，你可以约略猜出一位云南籍女纪录片导演长年累月在忙什么，她的相对寂寞可能正是为其艺术理想支付的必要代价。《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虽然是3年前出版的，但内容并不过时，时任“绿色和平”中国分部项目总监的施鹏翔还担心“中国却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

　　3年过去，这种担心反而变得更为严重。路透社北京11月27日的电讯就表示，中国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已为抗虫转基因水稻发放生物安全证书，其商业化种植可于两三年后开始。对此，“绿色和平”照例是“表示极大的担忧”。我请教了从事科学与环境报道的记者朋友，她认为“绿色和平”的主张有时是相对激进的，但也不可忽视。施鹏翔在《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中不光坚决反对转基因水稻的种植，对杂交水稻的生态和社会代价也颇有微词，他认为“一方有一方的水土和气候，农田不是工厂，而是一个生态系统”，“农业没有单一的出路，只有按照多样生态条件的多种出路。它相信农民—土地—生态之间是一个息息相关的关系，真正的绿色革命只能从田中来，往田中去。”

　　《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的封面照片取自1965年出生的云南省维西县攀天阁乡的普米族妇女熊贵芝拍摄的当地妇女背着孩子插秧的作品——一位年轻妈妈背着可能没爷爷奶奶带的孩子插秧，泥浆溅湿了卷起的裤腿和双手;封底照片出自1954年出生的李自康拍摄的丰收图，这位云南红河县甲寅乡米田寨的哈尼族医生(曾为兽医)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他的4个女儿都在昆明打工，他和妻子在家耕种自己的承包田，并帮三女儿带她的两个孩子。

　　一个插秧的封面，一个丰收的封底，就浓缩了云南稻农种植水稻的全过程。个中辛苦，不妨翻阅书中其他照片。稍有些疑惑的是，不知道《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中的图片说明是否也出自5位稻农，我怀疑可能是介入这个项目的专业影像工作者代笔。像黎明富拍摄的一幅秧苗零散错落地分布在稻田里的照片，其说明写成“音符一样跳跃的秧苗”，这个过于浪漫化的解说让我很不屑一顾。而且，几乎所有这些参赛的稻农摄影师都想去除外界对艰苦的稻作生活任何哪怕半点过于浪漫化的想象。

　　据说，云南哈尼族有一个传统习俗，如果父母诞下新生儿，便要在村寨脚的树林旁栽下三棵小树并将胎盘埋在树底，其泛灵崇拜式的生态保护实践值得深思，人与土地的良性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

　　早在1200多年前，与元稹、白居易同倡新乐府运动的诗人李绅创作出了他名垂千古的《悯农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天，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传统解读多认为《悯农二首》是“揭示社会不公”(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卷，第481页，中华书局，2007年6月)，读完《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我倒觉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追问应该在土地伦理的层面赋予它更多现代内涵 (尽管李绅写的是小麦(2177,0.00,0.00%)而非稻谷)，孙敏导演的提醒或许就具有这种价值：对于一个以有限的土地喂饱十三亿人的国家来说，对于用自己的汗水喂饱十三亿人的农民来说，稻米就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