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重视物的所有到重视物的利用。

　　在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所有人利用自己的财产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是物的利用的基本形式，因而在物权法上特别重视物的所有，所有权成为物权立法的重点。但是，自近代社会以来，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序的日益增强，所有人利用自己的财产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已不是生产的主要方式。如何调整物的所有人与使用人之间的关系，保障使用人利用他人之物经营的权利，增强资源利用的效益，已成为物权法立法的重点。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物权理论从所有为中心向利用为中心转变，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源利用的高效化发展的结果，也是物权社会化发展趋势的体现。”〔1〕在现代各国的物权法上，已不再是以所有权为重心， 不再特别强调所有权，而是以他物权为重心，强化和扩大他物权，以便从法律上充分保护各类物权人的权利，均衡各方面的利益，达到充分利用物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目的。

　　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受“所有制决定一切”、“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的影响，在立法上又以原苏联民法为样本，视其为社会主义立法的典范，因而，在物权法上以所有权为中心和重心，以所有权制度取代全部物权制度，仅承认所有权而不承认其他物权。这种观念甚至在《民法通则》中都有体现。（当然，许多学者对此已有批判，这种现象也已有所改变）。所以，我国在制定物权法时，必须借鉴他国的立法经验，以对物的利用而不是对物的所有为中心来构建物权法的体系。

　　第三，从“一物一权主义”、完全所有权转向所有权的多样化。

　　在传统民法上，实行“一物一权主义”，在一物之上只能有一个所有权，而不能有多个所有权，只能就一物的整体设定一个所有权，而不能就物的部分设定所有权。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高层建筑物的出现，为解决有限的土地资源与人们居住需要之间的矛盾，对建筑物的一部分确认所有权以及确认空间所有权，已成为各国物权法上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各国几乎无不在法律上对此加以规定。例如，德国、日本等国因在民法典制定之时，这类问题尚不突出，虽在民法典上没有规定，也都在民法典之外又以特别法的形式，规定了建筑物的区分所有权。〔2〕

　　建筑物的区分所有权，在我国已经成为事实，但是法律上还没有作出系统的规制。因此，在制定物权法时，实有必要对区分所有权以及相应的空间权作出明确的规定。同时，在现代民法上，不仅承认区分所有权，并且也承认不完全的所有权。我国现实中存在的不完全所有权（例如，公民对以标准价购买的私人住房享有的所有权），也需要在物权法上予以规制。

　　第四，随新的物权的产生，旧有的一些物权消亡。

　　物权实行法定主义，但是各国物权法上规定的物权也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为适应社会的需要，产生了新的物权，另一方面原有的一些物权也因不适应社会需要而逐渐消亡。例如，就担保物权而言，动产抵押权、最高额抵押等即是适应社会需要产生的，而不动产质权则在被淘汰之列。同时，在最初的资本主义的立法上，都或多或少的存有一些封建制度的残余。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国法在逐渐消除封建的痕迹，一些带有封建痕迹的制度已经名存实亡。此种情况也存在于物权法上。例如，永佃权尽管可以溯源至罗马法，但一些国家规定永佃权实际上是保留的封建制的残余。例如，日本民法规定有永佃权制度，这一制度产生的初期，“原是反映封建社会农民的等级身份关系的”，现“在实际生活中已逐渐趋于消失”〔3〕。

　　我国要制定的物权法是现代的物权法，因此在制定物权法时，应当看到他国法律上的上述趋势，既要吸收他国已确认新的物权的经验，又不去盲目地照搬他国已在消亡的制度。有的学者提出，我国物权法上应当规定永佃权。我认为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其理由之一也就在于，这类制度本属于落后的封建制度的残余，他国法上实际已不存在，我们又为何要确认呢？〔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