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对人格权的调整，民法典实际上也是通过财产方法进行的。虽然民法典可以规定某种人格权，从而起到抑制侵害的作用，但是一旦发生侵害，民法典对人格权的保护主要是通过救济实现的（所以法国民法典把侵权行为作为一种财产的取得手段规定），而民法的赔偿责任方式决定了它主要是一种财产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对人格权这种本来不能量化的权利，也必须通过货币这种客观化的物质来确定。在民法学理论中也因此发展了诸多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这也许是我们民法的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说人格权是不能用常常衡量的，不能货币化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司法中想尽种种办法使赔偿额尽量精确。这其实是人文理想与现实操作之间的背谬。民法调整的是社会关系，而且是必须可能被计算的社会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韦伯会极力强调西方社会中的“可计算性”（calculablity）。

　　综上，我认为，民法典的调整方法是权利－义务模式的财产手段，民法典的形式理性特征决定了民法基本上不调整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所以在民法典中，人法与物法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人法很大程度上被财产化了。如果我大胆一点，认为民法典中的人法实际上也遵循了物法的逻辑，[32]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亲属法和继承法要放在财产法的后面了。因为在亲属法和继承法中，适用的主要也是物法的规定，虽然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与基于合同关系、准合同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有很多差别。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身份关系还是被还原为财产关系的，这可以说是民法典不可克服的局限，在家庭不再是一个法律主体，家长的权力锐减，家庭成员已经独立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民法典如果极力规定人的身份关系，把人囚禁在家庭权威之中，多少会让人反感。

　　最后，我认为，如果民法典规定了总则，因为总则适用于人法与物法，所以孰先孰后的问题就不那样重要了。具体的内容我将在下一节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