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在中国封建时代，是体现皇权的重要标志。所有赦令概出于帝王，其它任何人都不可能颁布赦令。帝王颁布各种赦令，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都是要达到宠络人心以期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目的，所以赦也是帝王们的一种政治手段。

    一、赦的起源

    据史书记载，舜的时代就已有“赦”。《舜典》：“眚灾肆赦”，孔颖达疏曰：“若过误为害，原情非故者，则缓纵而赦放之。”是说有过错而造成的“害”，究其本意，并非故意的，就可以缓纵并且可以赦免。可见，这时的“赦”尚不具有后世对“罪”宽免的全部意义，至多也只是对“过失犯罪”的宽免而已。郑玄说：“过失，虽有害则赦之。”（1）《周礼。秋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由此可知这一时期，不论“赦”还是“宥”都不含有对故意犯罪宽免的含义。到了西周中叶《吕刑》成，其中则规定“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即不论当刑之罪，还是当罚之过，只要有“疑”就可以赦。与《秋官》之赦宥有很大不同。邱浚说：“按此所谓有赦者，赦其有疑者耳，非若后世不问有疑无疑一概蠲除之也。”是对这一时期的赦的判断。《礼记。王制》曰：“赦从重”。对此郑玄注曰：“虽是罪可重，犹赦”。《王制》又曰：“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虽罪可以入重刑，但由于他并非故意犯罪，如果量刑是个“疑狱”，向众人征讯意见，众人亦以为很难以重罪量刑，于是“赦之”。这也是罪疑之赦。《王制》又有“凡作刑罚，轻无赦”。郑注说：“法虽轻，不赦之，为人易犯。”孔颖达对此，提出了很好的解释：“此非疑狱，故虽轻不赦也。若轻辄赦，则犯者众也。故《书》云：刑故无小，虽轻不赦之，为人易犯也。”就是说，这里所指的“轻”是确确实实的犯罪，虽属轻罪，也是不能“赦”的。可见，在西周时代“赦”仍局限在“非故意犯罪”的范畴之内。到了春秋时代，赦的含义已经与后世之赦十分相近了。《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一载：楚国陶朱公的次子因为杀人而被缉捕入狱。陶朱公派他的长子给楚王的近臣庄生送去了千金之重礼，请他在楚王面前说情。庄生去进见楚王，劝说楚施德政，于是楚王准备发布赦令。消息传到陶朱公长男耳朵里，他以为既然发赦令弟弟本来就当出狱，觉得送给庄生那贵重的礼物是白扔了。于是又去见庄生，并说楚王打算发布赦令。庄生觉得被这种小人收卖很惭愧，于是就把收的千金还给了陶朱公长男。后来，他又见到楚王，就说：大王想修德。但是我在路上，听说陶朱公是很富有的人，他花了大量的钱贿赂王的左右近臣，如今要是发了赦令，别人就会认您是为了陶朱公之子而发了。楚王听了大怒，下令论陶朱公之子死罪。第二天才下了赦令。由这一件事，可以看出，这时的赦已经和西周时的赦不同，这时已经有了类似后世大赦的形式了。陶朱公子杀人，不可能是疑罪，陶朱公之子虽然是在赦前先论了死罪，但楚王在决定发布赦令时，确是包括了陶朱公之子的。沈家本认为“古之赦者乃过失之类。如《司刺》所言者，尚无后世大赦常赦之事。惟春秋春之肆大眚，似为大赦之权舆。……可见春秋之初已有此事，但不知实起何时耳。自汉以后，遂为常法矣。”〔２〕正如沈家本所说，史籍中汉代以前关于赦的记载极少，如后世之大赦之事的记载更是寥寥。而从汉开始有关赦的记录才逐渐多起来。汉代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正式设赦的朝代，也是帝王把赦作为自己的政治手段的开始。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令：“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八年的战争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天下事毕”正是应该休养生息的时候，刘邦颁布了“其赦天下殊死以下”的赦令。目的何在呢？据史书载，刘邦的这道赦令在公元前202年农历正月发布的。这时项羽已在乌江自刎，刘邦在中原地区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绝对优势，刘邦以汉王的身份发布大赦天下的命令，是向文武官中发出了称帝意向的信息。天下初定，需要安定人心，那些被征服的人口中不少尚存敌意，赦免除死罪以下的犯人正是显示其宽仁的政策，用以怀柔。诸侯王也正是在刘邦发布大赦令之后，上表“请尊汉王为皇帝”的。汉王刘邦也就在二月即皇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