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而言，平等化进程中，因为经济、权力、道德三者之间的关系度而使犯罪呈现出以下特征：（1）犯罪行为的实施者一般都为处于劣势社会地位者所为；（2）犯罪行为性质一般都表现为暴力性犯罪，当然也不排除各种的传统和青少年犯罪；（3）犯罪手段一般依赖于行为人自身的资源，即体能和技能；（4）犯罪行为人本身的罪责感相对较弱，（5）犯罪者之间由于经济、权力、道德三者之间关系度的变化或转移，而具有交叉感染，恶性循环的上升趋势。

    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至今的中国的体制改革运动，使得中国社会的平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其中最根本的表现就是逐步降低了各种工具性资源之间的关系度，有效地提高了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的提高给社会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犯罪。从理论上来考察，社会流动性是人们从一种社会地位同另一种社会地位移动的趋势或过程，是社会分层结构的重要征表，一般地，其流动的轨迹是垂直的，社会流动性的大小亦即人们改变自己社会地位频率的大小，实际上是社会关系不断调整的睛雨表，社会流动性可以说是从工具性资源再分配的动态过程角度来说明社会的平等状况，社会流动性越大，说明社会平等程度越高，反之，社会流动性越小，说明社会平等程度就越低。因为社会流动性，使各种优势资源和劣势地位分散于不同个体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身份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个体会逐渐意识到：优势与劣势是相对的，自己可能是某些社会关系中的优越者，拥有一定的工具性资源，但毕竟仍是另一些社会关系中的劣势主体。这是由于社会关系的多元性和平等化社会的基本所决定的。我们以金钱和权力关系中的优势为例来说明社会流动性之一剑两刃性。

    金钱与权力存在着某种天然的或曰必然的联系，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权力是一种可能，即“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行动中，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的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所依赖的基础是什么”。［（4）］正是由于权力所具有这些特质，因此当金钱关系中的优势者希望得到或者控制一定权力时，他会发现在一定条件下，运用金钱优势比运用体能，技能更为有效地取得权力或控制权力，在没有其他任何优势条件下，用金钱购买权力，便不可避免，所以各种经济犯罪，白领犯罪都会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就权力关系中的优势者而言，由于通过合法渠道获得的金钱的方式基于权力的正常要求而受到限制时，那么运用权力本身去获取财富远比运用技能、体能等有效，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人格和经济人格合一，进而生成一种职权经济，即一种由职能即特殊占有方式所界定的占据或占有财产的权利，职权的核心是排他的占有权即财产支配权，这种现象的演进，就是权力的泛化，即或者出卖权力，或者滥用权力，或者把权力变成特权，这就是各种职权型犯罪出现的时候了。在上述金钱与权力关系的流程里，社会流动性，要么使金钱关系中的优势者通过合法渠道转换为权力关系中的优势者或准优势者，或者相反，使权力关系中的优势者通过合法渠道转换成金钱关系中的优势者或准优势者，但这要求社会提供充足规范意识和法律权威，否则，就是上述犯罪行为的大量产生。

    下篇

    着眼于平等化进程中的犯罪的特质及其运作轨迹，构筑健全的安全阀机制，应该是犯罪控制理论视野中的基本命题。

    一、构筑健全的利益表达制度，充分发挥其表达不同意见与渲泄不满情绪以消减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强度与烈度的安全阀机制功能。平等化的全面推进导致社会经济与技术的及价值观念体系的巨大变化，从而使利益表达的意义越来越重大或直接化。例如建立广泛而充分的利益表达渠道、简捷快速的利益表达输送方式，高效准确的输送效率与输送能力，至少有利于谋求利益集团间与利益集团内部，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协调共存并促成融洽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如果这些渠道不畅通。运作效率低下，甚至不允许存在或发挥利益表达功能，那么非法的手段就成了强制性地进行利益表达与沟通要求的重要方式，这就是犯罪。从现实来看，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允许每一种敌对的要求或主张都立刻表达出来，当对抗所出自的社会关系仍保持完好时，社会提供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表达方式以引导不满与敌意情绪，这种方式就是一种安全阀制度。从理论上看，社会有时对利益表达的通道的阻碍与压抑利益表达的速度也是必要的，因为利益要求数量过大与政治输出能力有限，势必会给决策者造成严重困难，造成政治输入与政治输出的失衡。在利益表达受阻的情况下，还必须有一种直接调适由于压抑本身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和由于压抑而导致决策失误而引起的不满情绪的另外一种“安全阀”机制，比如提供目标替代性方式来转移这种不满情绪，使之得以适时渲泄，以化解、调适与消减矛盾与冲突及其发生与蔓延的强度与烈度，维护社会关系的基本完整与社会秩序的持续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