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解释》把“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目的限定在逃避法律追究上，是不准确的。这样一来，将会形成如下两个极不合理的现象：一是交通肇事后行为人既不逃逸也不救助被害人，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因其没有逃逸，就不能加重处罚；二是交通肇事后行为人将伤者送往医院抢救之后再行逃逸，或者拿出经费委托他人佯装过路人救助伤者，自己逃逸。此种情况下，行为人虽然逃逸，但他救助了伤者，其交通肇事的社会危害性已明显降低，但因其逃避了法律追究，仍然要加重处罚。显而易见，这两种情形都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含义，应定为：在发生交通肇事后，放弃救助伤者和保护现场之义务的行为。不论是否逃离现场，只要放弃这种义务，就应当以“交通肇事后逃逸”论处。

　　三、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

　　何为“因逃逸致人死亡”？《解释》第5条解释说，“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不论从客观上看，还是从主观上看，都是不准确的。下面分别阐述：

　　（一）客观上，对因果关系的界定不准确。不难看出，这一解释是直接从因果关系的角度作出的，未正面涉及行为人对于因不救助而引起死亡的主观罪过问题。从因果关系角度看，该解释对“因逃逸致人死亡”设计了三个因果环节。在第一个环节中，逃避法律追究是原因，逃跑是结果；在第二个因果环节中，逃跑是原因，得不到救助是结果；在第三个环节中，得不到救助是原因，死亡是结果。整个因果链条表现为：逃避法律追究-逃跑-得不到救助-死亡。分析一下这个因果链条可以发现，逃跑是得不到救助的原因，得不到救助是逃跑造成的结果，似乎这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不逃跑，就一定能得到救助；如果逃跑了，就一定得不到救助。然而司法实践能够证明，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必然的联系。因为，有时候肇事者会在肇事现场坐等交通警察的到来或者直接向交警、司法部门自首，既不逃跑，也不救助伤者，致使伤者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此种情况下，肇事者虽然没有逃跑，但伤者却并非就能得到救助。也有的时候，肇事者先将伤者送往医院或者拿出经费委托他人将伤者送往医院，然后自己再逃跑。这种情况下，肇事者虽然逃跑了，但伤者却并非就得不到救助。可见，《解释》把逃跑界定为得不到救助的原因是不准确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刑法第133条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把逃逸界定为死亡的原因，也是不正确的。因为逃逸本身不可能致人死亡，致人死亡的原因只能是肇事行为和不救助行为（不作为）。很有可能，《解释》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错误界定，是受了刑法第133条错误规定的影响所致。但司法解释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刑法，因而理应对刑事立法的失误予以弥补才是，而不应在其错误立法的基础上再作错误解释。基于此，笔者认为，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解释，应着重强调导致死亡的原因是不救助就够了，而不必再强调逃跑的原因是什么。具体可作如下表述：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致人伤害后，不履行救助义务致使伤者因得不到治疗而死亡的情形。

　　（二）主观上，对行为人罪过的界定不准确。既然《解释》不明定罪过性质，那就说明是把故意、过失两种罪过都规定进来了。质言之，按照《解释》的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不履行救助义务的，不论其主观上对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结果是持故意态度，还是持过失态度，都以交通肇事罪论处，适用刑法第133条第二档法定刑。

　　这么一来，就有问题了。问题在于，如果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故意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究竟还应不应当定交通肇事罪。笔者认为，不应当定交通肇事罪，而应当定（间接）故意杀人罪。理由有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