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直接影响甚至于决定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在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人类的先哲们主要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去思考和回答。一部分哲学家、思想家强调整体性、必然性与神性，主张整体优于个别，社会优于个人。另一部分哲学家沿着相反的方向看待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社会、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为什么会处于对立之中呢？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人总是包含着非理性成分，理性表现为控制，倾向于秩序，非理性表现为冲动，倾向于变化。另一方面，个人自由要求平等，但是社会秩序的安排总是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即使人们从完全的平等起点出发，个人自由的结果也总是趋于不平等。在我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指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是一种自由与权利上的平等，而不是一种事实上的绝对相同。“所谓公民平等，就是公民在宪法、民法、刑法等一切法律面前的平等，即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生来在质上是平等的，但是在量上是不完全平等的。

　　可以抽象地讲，个人与社会是不可分的，个人是社会的，社会是个人的，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是对立统一的。没有社会秩序，个人自由难以保证；没有个人自由，社会秩序必将僵化，而僵化到极致就是死亡。所以，秩序是自由的保证，自由是秩序的根据。没有秩序，自由就无从谈起；不是为了自由，秩序的价值就不完整。自由意味着从束缚中解脱出来，意味着无约束，但是自由的平等性原则又要求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约束，即每个人的自由应受制于普遍的、抽象的、一般性规则。因此，自由本身就表现为无约束和约束的对立统一。秩序是一种一致性、稳定性、可预测性的状态，具有必然性的特点。自由表面似乎是一种任性，但实质上是与必然性相容的理性。一句话：“自由与必然是相容的。”我们认为，社会秩序表现为一种必然性，生活在社会秩序中的人们能够认识这一必然性，安排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自由与秩序保持一致。社会秩序控制下的个人仍然是自由的，可以认识和利用社会秩序，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或者遵守它-表示为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统一，或者违背它-表现为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对立。任何社会秩序都有自发生成的特点，但是又不可能完全自发产生并维系，而需要公共强制力的支持，因而又具有人为的特点。所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对立时并不总是表现为一种伦理上的恶，统一时也不总是表现为伦理上的一种善。当社会秩序极端压制和全面扼杀个人自由时，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难以形成统一，即使被强制性地统一起来，也不是伦理上的一种善，而是一种真正的最大的恶。

　　在刑法领域，我主张将个人自由放在第一位，将社会秩序放在第二位，刑法应最大可能地保障个人自由，同时兼顾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刑法以个人自由为第一位，以社会秩序为第二位，并在此前提下力求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均衡，是我国刑法的应有的选择。具体来讲，主要应当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应以尽可能少的刑事强制维护社会秩序，并尽可能多地保留公民的个人自由领域。第二，刑法规范应当是一般性抽象规则，并且符合平等、明确、非溯及既往、公开、稳定、可行而不强人所难的要求。第三，未以一般性抽象规则明确限制和禁止的行为，均属于个人自由的范围。第四，刑法保护社会秩序不在于将个人置于某一预期的位置，或要求个人达到国家或者社会为其设立的特定的目标，而在于确保个人自由行动时不违背有利于社会秩序生成的基本条件。第五，刑法所保护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应当可以还原成个人利益。个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秩序并生活在其中。个人自由只能因为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第六，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在刑法的约束之下。官方行为必须与法律保持一致。自由和法律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对立。相反，法律对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法律对个人施加限制，因此它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和一个特定方面与个人的自由是对立的。但是，法律同样也限制他人随心所欲地处置个人。法律使个人解除了对恣意侵犯和压迫的恐惧，而这确实是整个社会能够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和唯一意义。我认为，惩罚犯罪，维护秩序，表现为社会所固有的一种自动防卫机制。个人自由产生以前，法律只不过是维护秩序的工具或手段。但是，法律的作用和意义在个人自由产生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律不再仅仅具有维护秩序的工具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了独立的理性品格，个人自由凝固在其中，维护秩序的工具性法律转变为具有自由保障功能的法律，法律以法治的形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