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设立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这一规定在1997年《刑法》中得到体现，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无非是基于以下立法背景：毒品犯罪具有隐蔽性强，取证难，危害性大、发展势头日益严重的特点，毒品犯罪案件破获后犯罪人往往拒不供认毒品的来源、走向和行为目的，根据已经查获的证据很难认定其构成走私、贩卖、贩卖或窝藏毒品犯罪，为不放纵犯罪，同时也为解决存疑毒品案件的处理问题，因此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了非法持有毒品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根据已查获的证据不能认定非法持有较大数量毒品是为了进行走私、贩卖、贩卖或窝藏毒品犯罪的，构成本罪”，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非法持有毒品达到数额标准，没有证据证明实施了贩毒行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这就是非法持有毒品罪立法精神的体现。
　　在本案当中，根据已查获的证据不能认定郑XX持有净重8364克含有MDMA成分的药丸，及净重18.56克含有可卡因成分的白色块状物是为了进行走私、贩卖、贩卖或窝藏毒品犯罪，其行为目的具有模糊性或者说不可求证性，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符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精神，反过来，如果定为贩卖毒品罪，就背离了立法的本意。
　　设立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本身就是为毒品来源、去向、目的不明的存疑毒品案件的处理提供解决办法。法院判案根据的只能是已查明的证据，根据本案已查明的证据，对于郑XX持有净重8364克含有MDMA成分的药丸，及净重18.56克含有可卡因成分的白色块状物的行为，只能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而不可能是贩卖毒品罪。
　　二、郑XX在本案中起辅助、次要的作用，一审判决认定郑XX有从轻情节是正确的，但在具体量刑时却没有体现，量刑畸重。
郑XX只是根据何国豪的指令行事，一切受制于何国豪，起的只是辅助、次要作用，在本案中处于从属地位。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从犯意的发起者看，郑XX完全受制于何国豪，是在何国豪的指使下参与了本案，何国豪是犯意的发起者。
　　其二，一个完整的贩毒过程必然包括接单、组织货源、交货、收钱等诸多环节，从本案整个过程来看，郑XX只是在何国豪的指令下参与了送货的环节，处于辅助、次要的马仔地位，随时可以被替代。本案的计划和实施，都是在何国豪的精心策划、一手指挥下完成的，何国豪在本案中处于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