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妨害文物管理罪的10个罪名中，只有第324条第3款规定的过失毁损文物罪为过失心态，其余各罪的罪过形式均为故意。就妨害文物管理罪的大多数具体罪名来说，目的对于定罪并无决定性意义，只有盗卖文物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牟利”的目的。

　　二、妨害文物管理罪的立法背景及其立法评价

　　（一）妨害文物管理罪的立法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推行，境内外的一些不法分子见文物潜藏着高额利润，便纷纷把黑手伸向我国大陆的文物，一时期，涉及文物的犯罪日益猖獗。

　　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始， 文物犯罪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从1988年到1994年初，侯林山、张小宾、郝德明、韩引虎、廉希民、杨银岗等人分别在山西省侯马市的晋国遗址、晋国祀墓址、洪洞县的西周古墓葬群、曲沃县的西周至战国遗址、稷山县的古墓以及山东省淄博古墓葬群等处进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犯罪活动。其中，仅侯林山就组织并参与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共10处19次，文物级别属国家级的3处，省级的3处，县级的1级，尚待定级的1处；侯林山还非法倒卖文物17次，经营额达71.8万元；从其家中查获其非法收购尚没卖出的国家一级文物1件，二级文物3件，三级文物11件以及一般文物3件。（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1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至4页。）然而，1994年11月23日，陕西省昭陵博物馆被盗案。（注：参见《民主与法制》1999年第1期， 第40至42页。）1993年8月陕西省威阳市北周武帝孝陵墓地被盗案。（注：参见《人与法》1999年第1期，第49至51页。）

　　总之，此类罪案不胜枚举。一时间，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中国历史文物在告急！中国历史文物在哭泣！这些严酷的事实表明，对于文物犯罪急需加大打击与防范力度。这就是1997年修订刑法分则关于妨害文物管理罪的现实背景。

　　（二）关于1997年刑法妨害文物管理罪的立法评价

　　在1979年刑法中，关于文物犯罪的条文只有两个，即第173 条（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和第174条（故意破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罪）。虽然后来在1982年国家立法机关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且于1991 年对之进行了修改，其中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对1979年刑法典关于规范文物犯罪的不足进行了有关补充性规定，1987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1年6月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文物犯罪的打击与防范，但由于一方面立法显得较为分散，适用起来不方便，另一方面罪与刑也不尽相称，因而没能发挥出应有的打击与防范文物犯罪的功效。正是为了改观这种局面，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 次会议对1979 年刑法中有关文物犯罪的条文进行了重大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