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的滞后与对策

　内容提要：1980年的《律师暂行条例》首创“统一接案、统一收费”；二十八年后《律师法》第二十五条沿袭了这一滞后的规定，给中国律师业带来诸多麻烦。本文试图用通俗的文字，通过滞后的规定、死亡的事实、律师的烦恼、法造的纠纷、社会的正义、洗钱的画皮、当前的对策、认识的混乱、陈旧的观念、法治的辩驳、案件的裁判、司法的支持对其阐述，抛砖引玉与专业和非专业人士交流。

　　滞后的规定

　　1980年的《律师暂行条例》首创“统一接案、统一收费”；二十八年后《律师法》第二十五条沿袭了这一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我打听了香港的律师和仔细阅读了民国的《律师法》，均没有类似的规定。那时，律师事务所是司法局的下属，律师是国家干部，从司法局领取工资，它的调整对象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消失；今天的律师不仅没有工资，还要自己花费人力和物力寻找案源，向律师事务所交纳“管理费”。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应服务于社会生活，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93年修宪确立了市场经济，市场主体处理内部事务的意思自治应得到尊重；“统一接案、统一收费”带有政府蓄意强加的管制色彩，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没能与时俱进，已严重的滞后。

　　死亡的事实

　　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律和社会关系简单，律师业务非常有限，律师事务所也少，当事人要请律师会到律师事务所来，律师事务所领导控制着与当事人洽谈案件的事务，谈妥后分配给律师去办。后来法律渐渐的复杂起来，律师事务所的领导，对有些法律已力不从心，无法全面胜任与当事人谈案的重任；逐渐过度到承办律师自己谈案，律师的水平直接决定谈案的成功率和收费的高低，“统一接案、统一收费”已经名存实亡。今天如果硬要墨守成规的话，面对复杂的法律，律师事务所将找不到精通所有法律的全才来统一收案，另一方面，光谈案不办案也不可能精通所有的法律，即使是全才不办案法律知识会生疏，将不能再胜任谈案，再说这个全才不一定是领导，也不一定有权决定收案和收费；谈下的案件交给哪个律师去办？要收多少律师费？律师费怎么分配？等等会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在法律复杂、人各自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统一接案、统一收费”根本无法全面复活。

　　律师的烦恼

　　法律的滞后，律师面对赖账的当事人，无权立即直接采取法律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只能征得律师事务所的同意，借用律师事务所的名义提起诉讼；这种挂羊头卖狗肉，不仅不利于律师和社会的诚信，也给律师获得报酬和回收垫付费用带来障碍；自由职业的律师与所属的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关系极为松散，律师常常变换执业机构，俗称“转所”，律师事务所也经常变换合伙人和老板。每一次变动，都会带来债权债务变化，给律师追索报酬带来阻碍，也都会产生一些损失。有时律师离开一家律师事务所后，要追索曾经在该所办理案件的应得报酬和已垫付的费用，会遇到原所不给盖章或刁难，给律师带来的烦恼。

　　法造的纠纷

　　办案全部劳动和成本是律师付出的，却不能名正言顺的收回成本和获取报酬；律师工作的不定时性与律师事务所标准工作时间，“统一接案、统一收费”必然给律师签约和执业带来不便，埋下了纠纷的种子；以律师事务所名义收取的报酬，并非真正为律师事务所所有，其给律师盖章缺乏积极和主动性，给律师开展业务带来不利，双方经常因此产生执业纠纷；律师事务所老板，凭借着收费权柄扣压、拖欠到账的律师报酬，任意的提高“管理费”和办公室的租金，假合伙、二级合伙、律师之间的不平等和盘剥已是公开的秘密；还有借盖章的权柄，故意对不顺眼的律师进行欺压和刁难；从而产生了律师与律师事务所“执业纠纷”不断，甚至演变成了暴力冲突，还有的律师被逼无奈私刻印章；可以说少有律师没有涉及过“执业纠纷”，这些是立法时所没有的，是立法不当制造的纠纷；深圳市律师协会成立了执业纠纷调处委员会，专门来调处 “执业纠纷”，可见其执业纠纷多么的普遍。柏拉图认为正义是一种和谐；产生如此多纠纷的规定，应该缺乏法律应有的正义的。

　　社会的正义

　　作为一名律师在接受一起法律事务时，自然会考虑能否收到律师费；富人除先付了律师费外，还会向办案律师提供额外利益联络感情，会优先得到较好的法律服务；无现钱的弱势群体很难得到合格的法律服务，在搏弈中会雪上加霜，社会的正义难以伸张；后付律师费确实解决了他们急需，但获胜后，一些买份盒饭还要考虑再三者，便会以自己的劳动价值尺度度量律师的报酬，认为签约时处于困难状态，合同收费太高不公平；有的长期受到不公的对待，其淡薄的诚信观念，极易受金钱的左右，其违约率远高于其他人群。就他们与律师的纠纷中，律师又处于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律师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起诉，关系复杂手续繁琐，一些律师因无奈选择放弃，不仅辛勤劳动得不到任何的报酬，还要倒贴费用，违约者还会故意贬损律师，作为违约的借口；律师常常得不到公众理解，绝对是个执业的耻辱，心理上也是个阴影；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律师执业几年后，慢慢地失去了对弱势群体应有的同情心；可以说绝大多数律师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只是数量和金额差异罢了；律师利益得不到保护，尽可能不办某些弱势群体的案件，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律师法》第二十五条不利于社会的正义。

　　洗钱的画皮

　　律师与法官的关系饱受社会诟病，就其成因可能源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糟粕，虽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社会生活中强制性社会规范过多、过滥的计划经济的管制痕迹尚未完全消失，人们应有权利受到一定不合理的限制，为了逃避限制或法律责任；当事人常常想到的是找关系；既然要找关系，“活动费”就必不可少。律师收钱不出任何字据，当事人也不放心，出据字据给当事人律师有顾虑；“统一接案、统一收费”为此提供了解决方案，以法律虚拟的实体律师事务所名义收取后，再转交给律师用于“活动”，活动者有恃无恐；当事人也高枕无忧；对于单位当事人还能把活动费用摊入成本，有关人员还能搞回扣；如不经这么一洗，律师收取这笔活动费是有顾忌的，会有一定的自律作用，从资金上阻碍了律师与法官不正当关系，应该是在釜底抽了一些薪，比采用禁令方式会更有效。律师与法官不正当关系和“统一接案、统一收费”这二者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即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一张皮，一张洗钱的画皮；“活动费”正是披上了这张画皮，吞噬着司法正义。

　　当前的对策

　　律师借律师事务所名义起诉赖账当事人，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在《起诉状》上签字盖章前，要仔细全面的向办案律师了解案情、审阅相关材料、审核证据和进行沟通，是耗费了人力物力的无效劳动；由于律师以律师事务所名义起诉，可能会引起赖账者对其反诉，律师事务所对此也有所顾忌的，担心卷入不必要的官司。对律师来说，借律师事务所名义起诉，要耗时与律师事务所沟通，律师事务所可能会考虑自己的利益，漠视律师的利益不同意起诉；诉讼来的律师费还可能被律师事务所合法“侵吞”和“挪用”，产生许多麻烦和风险；律师事务所将债权转让给办案的律师，减少了麻烦、消除了顾虑，双方都是受益者，更重要的是消灭了大量的职业纠纷，同时每年被依“法”处罚的律师将减少百分之六十以上，司法局和律师协会也减轻了负担；通过债权转让的对策减少了社会成本，提高了社会运作的效率，增加了社会财富，债权转让还律师业已本来面目，利于社会的诚信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

认识的混乱

　　律师与律师事务所究竟是什么关系？律师以律师事务所名义签订委托合同和收取法律服务报酬，除交纳约定的“管理费”和“年检注册费”外，全由其自负盈亏；双方的法律关系，可以排除官方意志的劳动关系，有点类似挂靠关系；从商法角度上看，律师与律师事务所的关系，属于“商号出借”；不要说一般人，搞不清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就是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司法局、劳动局和法官谁也说不清，律师与律师事务所究竟是什么关系。滞后的规定，产生了认识的混乱，不仅新造了执业纠纷，影响了律师业的健康发展；也成了忽悠当事人的一个幌子，其表现之一，是造成了许多当事人认为律师违约给自己造成损失时，一般会起诉律师，而不是起诉律师事务所，有羞耻心的律师，虽然不会以主体的原因抗辩；最终，得不到法院的支持，糊里糊涂败诉的当事人，会认为律师做了活动。

　　陈旧的观念

　　在律师与违约的当事人纠纷中，违约者常以收费太高、合同不公平、律师没有尽心为由抗辩，但有的司法者会对律师严格司法；第一种是，撇开债权转让，认为律师不是委托合同当事人，主体不适格，驳回起诉；第二，认为债权转让规避了《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统一接案、统一收费”，转让无效；第三，以委托合同有信赖关系，其合同性质决定债权不得转让；第四，以债权有争议不能转让等勉强的理由。“民法的基本理念是意思自治，它主张人们在民事生活中，自己做主、自己负责；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中所要实现的效果是合法的，法律就听任其依照内容发生法律效果，设定权利，负担义务，或使权利义务变更、终止。”再者，现行有效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没有任何禁止律师事务所向律师转让其律师费债权。他们都是民事的主体，法治的原则是民事主体可以为法律不禁止的行为，故一些司法者将 “统一接案、统一收费” 绝对化，干涉私权否定债权转让的效力，是计划经济管制的观念的陈旧。普通法先哲早就指出：“严格的法律是最大的错误和不公平”。

　　法治的辩驳

　　对于第一种，《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可以转让自己的债权，律师事务所向办案律师转让债权，依法履行通知了义务，办案律师取得了受让债权，当然具有原告资格。对第二种，《律师法》第二十五条是调整律师事务所内部的管理关系，收取律师费的权利属于律师事务所，故其有权转让自己的权利；黑格尔指出：“财产因为是我的，所以我可以转让自己的财产”。律师事务所可以老板亲自收钱，也可授权其成员来收，当然可以转让给他人行使，这方面并没有否定的强制规定；转让其债权，应是“统一收费”的一种方式。第三种，含混不清的称“委托合同有信赖关系，其合同性质决定债权不得转让”；这种信赖是指当事人对律师履行义务能力和个人业务水平的信赖，不是谁收取报酬的信赖；相反债权转让给办案律师，会加深当事人对办案律师的信赖，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有的当事人以为钱是所里收的，担心办案律师不尽心，私下再给律师钱物就是这个原因；故以信赖为由否定债权转让的效力，在法理上牵强附会。第四种观点，以债权有争议阻止转让的效力，理由明显的不能成立，因为，有争议债权和将来的债权并非无效债权，故具有可转让性，在法律界早现成共识。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已明确了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律师法》第二十五条并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法的本质上讲：“构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障交易为己任的法，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管制交易为己任的法之间的根本性的区别。”所以，应当从鼓励交易、创造社会财富和保障权利的法理来理解法律条文。

　　案件的裁判

　　2006年10月10日，江西人应德华与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签订风险代理《委托合同》，合同约定按裁决金额的百分之三十支付律师费，诉讼违约金一万元；为了简化手续、明确责任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将其对应德华的律师费债权，转让给承办案件律师李加山；胜诉后，应德华拒不支付律师费。承办案件律师以原告的身份对应德华提起诉讼，深圳市福田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应德华，向原告支付律师费，并认为诉讼由于被告违约而起，同时判决被告支付违约金一万元。该判决看似一个普通合同纠纷案件，实际上解决了当前困扰着律师业的一个难题，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司法的支持

　　福田法院面向实际、不怕麻烦、不回避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依照法的精神做出了看似平常的判决，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十分可贵；判决依法确认了律师与律师事务所的债权转让的合法，判决委托合同的委托人，在获得约定的法律服务后，依法向付出劳动的办案律师支付约定的报酬，是对律师费债权转让的司法的支持；其现实意义，在于明晰、简化了社会关系、减少了不必要的手续，还律师业已本来面目，大量减少了执业纠纷，降低了律师运作的成本，增加了司法腐败的难度，更有效打击赖账行为，最终会提高社会效益、维护了公正和社会的诚信度。一位深圳知名律师，在调处一起执业纠纷时谈了自己的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律师这种职业至少不可能全部实行“ 统一接案、统一收费”，采取债权转让的方式，干净利索。

广东世纪华人师事务所：李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