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是假定亚特兰大市可以防止低空飞行，并继续使用该机场。法官又补充道：

　　种种迹象表明，导致低空飞行的条件可以改变。但在审理中，看来为了公益，飞机场仍应继续在目前的条件下运行，那么，可以说原告不能得到禁令。

　　在另一起飞机案例“斯密斯诉新英格兰航空公司”中，法院审查了美国有关妨害合法化的法律，它与英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大致上相类似：

　　在行使管理权方面，政府立法部门的适当的功能，就是通过有关公共福利的详尽法规来处理因采用新发明而产生的问题和风险，并以此调整私人权利，协调各方的利益冲突。……因噪声、烟雾、震动、灰尘和无法忍受的气味造成的对土地上空的侵害，也可依此类推。由于这些侵害得到了政府立法部门的授权，因而尽管这些土地实际上没有被征用，但在某种意义上其市场价值已经下降了，而土地所有者必须在没有赔偿或补救措施的情况下承受这种损失，立法机关将裁定哪些在其他场合构成妨害的行为属于合法，这方面的损害陪偿案例有，因铁路运行而造成的烟雾、震动和噪声给附近的土地带来的损失，工厂钟声引起的噪声；妨害的废除，蒸气机和高炉的设置工阴沟里的难闻气味：炼油和储存石油……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当他们在晚上因（公共授权，或许是公共经营的）喷气式飞机的轰鸣而无法入睡时，当他们在白天因（公共授权，或许是公共经营的）火车经过时的噪声及震动而无法思考（或休息）时，当因地方污水处理站的气味（公共授权，也许是公共经营的）呛得他们呼吸困难时，以及因修路造成的汽车堵塞（毫无疑问是公众设计的）使他们神经紧张、精神平衡受到干扰时，他们会抱怨私人企业的弊端并要求政府管制。

　　当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他们研究的问题的性质似乎有误解时，他们所期望停止或减少的活动也许具有社会的合理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衡量消除有害效果的收益与允许这些效果继续下去的收益。当然，政府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常常会导致这种保护，以针对超过规定的妨害。一方面，政府似乎以慈善的眼光看待它所亲自促进的企业，另一方面，政府可能以比私人企业做同样事情时更令人愉快的方式来描述公共企业的妨害。正如大法官艾尔弗雷德。丹宁爵土所说：

　　……今天的社会革命的意义是，较之于过去偏重于产权和契约自由而言，现在政府不断地对此干预，以给公共利益以适当的地位。

　　无疑，福利国家多半扩大了免除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而经济学家对此习惯于谴责（尽管他们趋向于假定这种豁免预示着政府在经济制度中的干预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在英国，地方当局的权力被认为要么是绝对的，要么是有条件的，在绝对范畴内，地方当局在实施其被授予的权力时没有任何自由处置权。“绝对权可以说覆盖了其直接行动的所有必然的结果，尽管这种结果等于妨害。另一方面，有条件的权力以各种结果不构成妨害的方式来行使。

　　立法机关的意图在于决定某权力是绝对的或有条件的，……（由于）立法机关的社会政策存在着时时变化的可能性，某一权力在某一时代可能是受到条件约束的，而在另一时代为了福利国家的政策则可能被认为是绝对的。在考虑有关妨害法方面的较古老的案例时，应牢记这一点。

　　这冗长的一节看来该做个总结了。我们在处理有妨害后果的行为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限制那些有责任者。必须决定的是，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产生该损害行为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在由法律制度调整权利需要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有关妨害的案件中，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各种资源如何利用。据说，法院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常常（尽管不是很明确的）比较防止具有有害效果行动的收益与损失。但权利的界定也是法律制定的结果。我们还发现了对问题相互性的评价的证据。当法律规定增加妨害事项的清单时，诉讼也使那些在普通法上构成妨害的事情合法化了。经济学家所考虑的情形是要求正确的政府行为，而这实际上常常是政府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不一定明智。但真正的危险是，政府对经济制度的全面干预会使那些对有害后果负有责任的人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