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开第二班车情形将好些这一结论是正确的。铁路公司应对损失赔偿的结论是错误的。让我们改变一下有关责任规定的假设。假设铁路公司对由火车引擎的火星引起的火灾损失负责。一位在铁路附近有土地的农夫将处于这样的状况，如果他的谷物被火车引起的火灾毁坏，他将从铁路公司那儿得到相当于市场价格的赔偿，但如果他的谷物完好无损，他将通过销售以市场价格获得收入。因此，他就毫不关心他的谷物是否被毁坏。当铁路公司不负责任时，情况就大不相同。铁路火灾引起的任何损失都会减少农夫的收入。他就会放弃那些损失超过土地的纯收益的耕地（第3节已充分阐述了各种理由）。从铁路公司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制度变为负责任的制度，会引起铁路附近耕地的增加。当然，它也会增加铁路火灾所引起的谷物损失。

　　让我们回到前面的算术例子。假定随着责任规定的改变，铁路引起火灾所造成的谷物损失翻了一倍。每天开一班车，每年的谷物损失是120美元；每天两班车，损失额将达到240美元，我们先前看到，如果铁路公司每年要陪60美元，那么开第二班车就无利可图。如果每年损失达120美元，那么开第二班车的损失将多于60美元。但是，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第一班车。第一班车提供的运输服务价值为150美元，成本为50美元，支付的赔偿费为120美元。如是这样，那么开任何火车都将无利可图。在我们例子中，结果是这样：如铁路对火损不赔偿，将开两班火车；如果赔偿，它就停止营业。这是否意味着没有铁路更好？要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考虑，如果豁免铁路公司的责任以让它营业（每天两班车），总产值会如何。

　　铁路营运能产生250美元的运输服务价值。它还意味着各种生产要素的采用将减少100美元的产值，而且它还意味着谷物损失价值为120美元，因为铁路的兴起还将导致一些耕地的放弃。由于我们知道，如果这些土地用于耕种，因火灾造成的谷物损失将是120美元。既然土地上所有的谷物不可能都被毁掉，那么认为该土地所产谷物的价值高于120美元或许是合理的。假定它为160美元，但放弃耕种会释放出一部分生产要素，并使它用于别处。而这些生产要素在别处增加的产值将少于160美元。假定它为150美元。那么，经营铁路的收益为250美元（运输服务的价值）减去100美元（生产要素的成本），减去120美元（火灾造成的谷物价值损失），减去160美元（放弃耕地后谷物生产下降的价值），加150美元（释放的生产要素用到其他地方的产值）。这样，经营铁路所增加的总产值为20美元。由此可见，显然铁路不应对它引起的损失负责，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当然，改变一下数据，在别的情况下则要求铁路对损失负责。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我已充分表明，“火车发动机引起的周围木材损失”的解决办法并不一定不合要求。是否要赔偿，一切取决于具体情况。

　　庇古的分析怎么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呢？原因在于庇古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分析所针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但他得出的具体结论却是不合逻辑的。争论中的问题并非是否要开追加的列车，或加快车速，或安装消烟器，问题在于是否要建立一套制度来规定铁路公司应赔偿它所引起的火灾损失。当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时，适当的做法是比较这些不同的安排所产生的社会总产品，而对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做一般的比较则没有什么意义。一个简单的例子便可说明这个问题。某司机开车到十字路口停下，因为前面有红灯。十字路口的另一条马路上没有任何汽车。如果司机不理会红灯，而且也不发生事故，那么总产品将增加，因为司机可以早到达目的地。为什么他不这样做？理由很简单，如果他闯红灯。他将被罚款。穿越马路的私人产品要比社会产品少。我们是否会由此得出结论：如不对违反交通规则者罚款总产品将较大？庇古的分析告诉我们，有可能想象出一个比我们所处的世界更好的世界。但问题是要设计各种可行的安排，它们将纠正制度中的某方面缺陷而不引起其他方面更严重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