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使得一个广泛通用的“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法学概念在我国变得狭隘，且不能在世界范围通用，形成国际经济贸易和国际学术交流的障碍。现代社会经济生活，是一个信用发达的社会，双务合同是大量的典型的合同类型，合同当事人不对合同义务履行时间和顺序做出规定的情况亦是少见。尤以有先后给付顺序的合同是绝大多数，而同时给付由于其不便捷性早已成为交易的少数现象。那么，我国合同法第66条所规定的“同时履行抗辩权”这一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和功效必然是极为有限的。而依合同法第67条新创造的“后履行抗辩权”等概念无法与国外相通。最终，同时履行抗辩权这一重要法律制度在我国便无实质意义了，这只能说是我国法学的幼稚和悲哀。

　　第三，对合同法第67条命名混乱，给我国的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带来了不良影响。目前，对法条的命名极不规范和严肃，诸如先履行抗辩权、后履行抗辩权、违约救济权、后履行债务抗辩权、先行履行抗辩权、拒绝履行抗辩权等数个，且各自对概念的定义和条件的构成的阐述更是多样化。更有甚者，将合同法第68条不安抗辩权亦命名为“先履行抗辩权”[51].同时，将我国合同法第66条、第67条一并归入同时履行抗辩权之中的亦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如曾宪义主编《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指南》（第三版）一书[52]；严军兴、官以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典型案例精析》一书[53]；王洪亮主编《合同法难点热点疑点理论研究》一书“前言”等[54].这实际上形成了我国合同法第67条是否属于同时履行抗辩权之争。

　　第四，针对现实中大量复杂的合同现象和合同类型，以“履行顺序先后”来确定履行抗辩权的适用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有可能无所适从。如连续合同、定期供给结算合同、合伙合同、土地及地上定着物利用合同等，这都将成为履行抗辩权适用的难题。从台湾地区和外国立法来看，更有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准用或类推适用的法律规定，这在我国合同法中是没有的，因而，依我国的立法规定，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的功能发挥是十分有限的。

　　综上所述，我国很多学者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研究有误读之嫌，片面认为同时履行抗辩权只有在同时到期的双务合同中才能适用，而把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双务合同排除在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之外，并造成了我国合同法第66条、第67条的各自独立表述，应该说是一种学理认识上的错误在立法上的反映。为弘扬法理，尊重传统，有利中外法学交流，我们应当承认我国合同法第66条、第67条均属传统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之范畴，以恢复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