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先生所谓“近代民主式”的“法治”是“基于学术的法治”的论断尤其深刻。在贺先生看来，“近代民主式”的“法治”是“文化学术的提高、政治教育的普及、自由思想的发达、人民个性的伸展”的“必然的产物”。作为哲人，贺先生有着慎密的逻辑和思想，他在界定了“法治”之后，立即就说到了“法制”，“近代民主式的法治”当然是离不开“法制”的。“法治”与“法制”不是对立的，在贺先生那里自然也就不存在“从‘法制’到‘法治’”的论说了，他要强调的是，“近代民主式的法治”所内含的“法制”“乃是自下而上，以‘人民自己立法，自己遵守’为原则。政府非教育人民的导师，而是执行人民意志的公仆。”贺先生接着便十分详尽地阐释了他所谓“基于学术”的“近代民主式”的“法治”的具体含义。他说：“在此类型的法治之下，一件重要的法案的成立，都是经过学者专家的精密研究，然后提出于人民代仪机关，质问解释，反复辩争，正式通过后方可有效。有时一件旧法令的取消，或新法令的建立，每每经过在野的政治家或改革家多年的奔走呼号，国内舆论的鼓吹响应，和许多公民的一再联名请愿，甚或流血斗争，方告成功。像这种审慎的经过学术的研讨，道德的奋斗，方艰难缔造而成的法律，乃是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所托命的契约，公共幸福的神圣保障。得之难，失之自不易。像这样的法律，人民当然自愿竭尽忠诚以服从之，牺牲一切以爱护之。因为服从法律即是尊重自己的自由，爱护法律即是维护自己的权利。” 这里既强调了立法的理性精神，也揭示了人们何以尊重法律的基本条件。同时，贺先生的言说还向当代中国法学家们昭示了，法治理论和学说得以深入开掘和成功建构的语境，从根本上说离不开法学家独立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培育和塑造。既然现代法治与学术有如此要紧的关联，那么，当代中国法学家就理应持守自由而独立的学术立场，建构起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坚定而顽强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行程中，法学家们应该担当的神圣职责和使命。

　　原载于《思想战线》2005年第2期。

　　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