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精英化和专业化，是为实现陪审制度价值或目标所必须的吗?《决定》开门见山阐明了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目的，是“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促进司法公正”，可见立法者本意是要保障公民对司法的参与性，并缓解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压力。但为达致该目标所采取的方式，却是令人困惑的。现行人民陪审员并没有保障更广泛的公民参与审判，反而在精英化上误入歧途。“高学历”真的能保证审判的公正性吗?这是一个无法证成的问题，但至少经验表明，我国司法实践中产生错案与否，与法官是否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并无必然联系。那么，经过专业化培训就能提高陪审员的审判能力吗?中国是成文法国家，主要的法律渊源就是制定法，经过几十年的法制建设，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已渐臻完善，历年产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如汗牛充栋。1即使是基本的法律，如刑法、民法通则、合同法、行政处罚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是动辄几百条，而相关的司法解释更是卷轶浩繁。作为一名审判法官，不但要熟悉审判业务所要求通晓的基本法律，而且要熟悉特定领域的一些特别法律和专业性知识，此非三年五载的功夫难以胜任。人民陪审员经过短期的培训，当然不能达到专业法官的知识水平，甚至很多只能是一知半解的“半瓶水”。2事实上，成文法的学习需要一定的法学理论基础，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通过“突击”或“恶补”完成，也不太可能因为学习者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就理解通彻。如果我们需要利用的是人民陪审员的专业能力，那我们完全可以选任一些现成的法律工作人员。以我国目前拥有的500多所高校法律院系和近40万多人的法科学生，似乎足堪重任。可是《决定》却舍近求远，让一些非法律工作者来当人民陪审员，他们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审判能力显然无法与职业法官匹敌。这样的结果也许让人感到遗憾。笔者并不怀疑立法者提高陪审员任职资格的良好初衷，但最坏的结局可能是，立法者牺牲了大部分公民担任陪审员的权利，仍换不来真正能够胜任陪审员职位的公民。

　　二、人民陪审员：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

　　黑格尔认为，审判行为作为法律对个别事件的适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事件的直接单一性来认识事件的性状，二是使事件归属于法律下。3黑格尔所说的审判的两个方面，实质上就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纵观各国的陪审制度，陪审员的职能也主要在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这两个方面。英美陪审团制中的陪审员只具有事实认定的职权，法律适用要交给法官来决定;而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则实行“参审制”，规定陪审员和法官共同拥有两方面的职权，可以与法官平等审判。不同的国家赋予陪审员不同的职权，并非偶然，乃是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陪审员的素质。如果陪审员是在普通公民中不加甄别地加以挑选，而且没有进行法律专业的培训，那么陪审员只能拥有事实裁断的权力，因为这才被认为是其知识范围内的事情;如果陪审员被定位为非职业法官，拥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则可能委以法律适用的大权。另一方面，法律体系的性质对此也有影响。普通法极为繁琐细致，判决往往因循复杂的判例，判决书也极尽论证说理之能事，普通人很难体会其中的微妙差别，故不太适宜陪审员进行法律适用方面的裁判，但对于事实的裁判，却完全可以凭着经验和逻辑完成;而大陆法的审判则往往归结为三段论式的推论，虽然法律本身比较复杂，但在法律法规明确和事实清楚的情形下容易获得正确的裁判，因而往往不再对事实裁判和法律适用职能进一步划分。例如，上诉审就是笼统地审理事实和法律问题，而不限于法律问题。与大陆法系一脉相承，我国传统的陪审制度就顺理成章地赋予了陪审员不限于事实问题的裁判权。《决定》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问题在于，我们国家的陪审制度的模式，并无比较法的背景，它既没有像普通法传统一样有过长期的酝酿和试验，也没有像大陆法系国家一样经过审判实践的长期考察和检验，只是脱胎于一种国家立法的规定，而这种规定的母体，即改革前的陪审制度，似乎已经被证明了是失败的。因此，在另起炉灶时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到底该采取何种模式，是否该赋予陪审员法律裁判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