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威尔斯

　　英国伯明翰不出庭律师威廉－威尔斯于183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情况证据的原则散论》的书。这是其实践经验的成果，也是其在业余时间广泛阅读的产物。称之为《散论》是相适宜的，因为它不同于任何种类的标准的法律书。其设计既不是为了充当实务者的参考书，也不是为了做学生的课本，同时也不是为了学术争鸣。该书的理论性也不强。作者所想做的，是对情况证据的主导性原则作出协调的阐述。他也涉足于哲学领域，对洛克等人的逻辑学和盖然性理论也广泛涉及，但内容的主要部分是对源自著名审判、自己经历以及法律报告的有关内容的说明。诚然，与后来的学者雷姆和莫尔一样，他看起来是相信对争议事实判例记录的研究可以为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理性原则和自然正义的原则提供基础。他认为调整情况证据的原则是“归纳法规则”，但是他是否认为它们具有法律规则的地位则尚未可知。他几乎没有提到过证据的排除规则，并且明确反对那种强制性的用以构成法定证明的证据类型和数量规则。对威尔斯该著作的恰当解释，是不将它视为一本证据法著作，而是将它作为处理情况证据的实用性著作，用威格摩尔的话来说，它是对证明科学的一种贡献。因此，如果说它还不是过于深刻或具有原创性的话，那么，它的确是一本可读性著作，这也就是它之所以在美国、印度和英国广为流传的缘故。后来的版本中增加了大量关于科学证据方面的内容，虽然它几乎没有涉及法律原理，但也因此而成为律师手中的流行手册。

　　（八）、贝斯特

　　贝斯特（William Mawdesley Best，1809-1869）是英国格雷律师学院的出庭律师，于1844年发表了著作《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该书主要涉及的是刑事案件中的情况证明问题。五年以后，贝斯特又一本更加广泛的专著《证据法原则》（后来改名为《贝斯特论证据》）问世，不久便成为经典著作。贝斯特既是学者又是律师，他的研究领域超越了英国的权威判例的范围，而涉足了哲学著作、大陆法系著作以及罗马法著作以及其他著作。这是一本涉及面广而又文辞优美的学术著作，后来理所当然地确立了其标准的高级教科书的地位，最终又成为权威性著作。贝斯特预期的目的是探求奠基于证据规则背后的原理，而不是为实务界提供另一本应用性著作，但是该书为实务界获得了充分的认同，因而到十二版以及1922年最后一版之时，该书已扩展收集了超过三千个案例作为参考。

　　贝斯特力求将理论研究、历史分析和原理性探讨整合起来研究，这种方法的有效使用除威格摩尔外，在本世纪的英国还没有一个能够超过他的。他信手拈来地引用巴特勒、休谟、洛克等理论家的著作，最后一章模仿奎特林（Quintilian）对进行询问和交叉询问的基础性规则给予了确定。贝斯特对边沁的《司法证明原理》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其理论构建和术语的选择都紧随边沁。但是贝斯特对边沁也有所批评，他认为边沁对判例法和法律职业的不信任，而仅仅信任法典化以及公开化以使法院避免错判的观点是错误的。边沁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没有意识到司法证据的特殊性质，而正是这些特殊的特征才产生了特别规则的需要。例如排除规则和授权规则，比如授予自然证据以人为份量的规则。与“家父审判”不同的是，法官仅仅关心“补充”的正义，也就是说，将严格的法律权利义务付诸实施，为实现此目的，审判庭在决定事实方面的裁量权，就要受到限制。裁判的及时性和终局性目标要求建立用以调整证明责任和推定的规则。对无罪的人可能定罪所产生的不良结果也需要特别的保障。存在于历史调查和司法调查之间的差异产生了防止误判的特别法律保障的必要。除公开性外，诸如宣誓、对证据形式的预先规定以及对可疑证词的拒绝等等，所有这一些都遭到了边沁的低估。贝斯特还为律师和客户之间的特权提出了辩护，并且在既定法和边沁有关调整证人能力的规则之间采取了折衷路线。虽然贝斯特对边沁的核心理论都提出了批评，但正如其他人所做的一样，贝斯特在考虑证据问题之时也保留了同样的边沁的影响。他成为阐释边沁主义的一个主要导管。就象贝斯特对边沁的排除规则的批评和对某些原则的陈述一样，《贝斯特论证据》一书所采用的术语和结构，也都是受到了边沁的激励。边沁的结论受到了拒绝，而这通常是用边沁自己的术语和功利主义原理所表述的结论。但边沁的一些主张，贝斯特通过一种温和的说法予以了接受。于是，可以这样说，边沁的某些思想通过一种中庸的形式被存活了下来，该著作一直繁荣了达七十年之久，而且几乎与任何著作都有所不同的是，它能够同时满足学生、实务者和学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