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格摩尔的观点总的来说是占了优势。莫尔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很快就被人们所遗忘了。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威格摩尔承认，这本书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而又引人入胜的概要，就其实质性内容而言，它是一本有用的司法词典，里面充满了各种闪光之处和深刻洞见，的确是令人愉悦的，也是有相当的用处的，其危险仅产生于误用之时。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这是一本为律师所写的书，而不是一本法学著作。于是，坎布利尼和莫尔由于不同的缘故而均未告成功：坎布利尼尝试将证据的管理从全部规则中解脱出来，但走得过分遥远了；莫尔在相反的方向犯了错误，他试图将证据的所有方面都纳入到规则的调整之中。英美的实务界和理论界所采用的乃是一条中间路线，他们接受了边沁关于证人能力、份量和可信性等方面的观点，但拒绝了（至少部分地）他关于证据可采性方面的观点。

　　（十五）、撒耶以后

　　在撒耶以后，美国的证据法学走入低谷，基本上没有出过大腕级的人物。当然，这种概括的说法是允许有例外的，例外表现在两个人物身上：一个是摩根。在这个时期，以摩根为代表的美国证据法学者把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证据法典的起草和争论当中去了。作为这个漫长的复杂过程的成果便是一系列的法规合并和法典性立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42年的《模范证据法典》、1953年的《统一证据规则》、1965-7年的《加利福尼亚证据法典》、1975年的《联邦证据规则》以及根据这些法律而制定的其他法规。虽然这个法典化的立法运动体现了证据法朝向简易化以及证据形式规则范围进一步缩小的方向发展的一般性趋势，但是这些法典体现了根据折衷主义而进行务实性渐变的成就，这不能说是边沁主义的胜利，甚至也不能说是撒耶主义的明确胜利。另一个是米切尔（Jerome Michael）。米切尔花许多年时间研究了证据及民事诉讼程序的理论基础，其中包括证明的逻辑学和心理学研究，并写成了一本书出版。但这本著作中的很多部分都没有真正完成，而仅仅是作为一本更大规模的理论著作的预备版而出现的。这后一本著作是和一个名为爱德勒（Mortimer Adler）的哲学家合写的，书名为《司法证明的性质：一个关于证据法逻辑、法律和实验方面的研究》。该书私自发行于1931年。威格摩尔对此书曾经非常严苛地写道：这是一本对证明力推理的因素进行形而上学分析的书。但该书是令人难以捉摸的，似乎他对法律实际工作者所具有的用处，并不比对物理学家研制一个实用显微镜的用处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