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行暴政，“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可反证西汉确实是冬季行重刑。东汉光武帝曾评说：“王莽悖暴，盛夏而斩人，此灭亡之时也。”这是说不按季节任意杀人是违背自然秩序的，故导致了他的灭亡。《后汉书。陈宠传》说得明白：“汉旧事，断狱报重，常尽三冬之月。”这里讲的是西汉的情况，那么东汉是否存在秋季行刑的情况呢？回答是肯定的。汉明帝时，有人建议：“刑辟宜须秋月，以时气顺应。”明帝从之。又据《后汉书。章帝纪》载，元和元年诏曰：“宜及秋冬理狱，明为其禁。”元和二年又下诏曰：“方春生养，万物莩甲，宜助萌阳，以育万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人案书相告不得听受，冀以息事宁人，敬奉天气，立秋如故。”所谓“立秋如故”，即立秋之后可以对罪犯判决执行。《后汉书。郎凯传》亦载：“今立春之后，火卦用事，当温而寒，违反时节，由功赏不至，而刑罚必加也。宜须立秋，顺气行罚。”鉴于上述，如果笔者估计不错的话，秋季行刑（一般是死刑）之制应始于东汉。

　　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列《刑忌》一节，对顺时行之制作了一些考察。他说：“在古人观念中，春夏是万物滋育生长的季节，秋冬则是肃杀蛰藏的季节，这是宇宙间永远不易的自然秩序，宇宙间一切物体都不能违背此规则。为了与自然秩序相配合调适，于是人类的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不能不顺与四时，与天道相应，这完全是阴阳五行的道理，汉儒多主此说。刑的本身便是剥夺宇宙间生命的杀戮行为，与四时生杀的自然秩序的关系更为直接，更为密切，所以刑杀必于秋冬，断不能于万物育长的季节施行杀戮，而敢与自然秩序相背。汉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便是此理。章帝时以十一月冬至，冬已尽，阳气始前，已不宜行刑，更定十一月亦不得报囚。汉制立春日辄下宽大书。章帝曾屡诏有司以秋冬理狱，春日不得案验。元和二年的旱灾长水校尉贾宗等便以为是断狱不尽三冬，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所致。”上述说法及提供的材料颇有价值，他为汉代的顺时行刑之制勾勒了一个概貌。另外，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行刑之制考》亦可参阅。

　　汉代确立的顺时行刑之制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虽个别帝王如隋文帝有“六月棒杀人”的记录，但并未从根本上变更这种司法制度。《隋书。刑法志》载：“帝尝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隋文帝六月杀人，当然不合秋冬行刑之制，故遭到大理少卿的反对，但文帝的辩解耐人寻味，他同样是用六月有雷霆这一自然现象说明了他杀人的合理性，认为其举动也是“则天而行”。这虽与汉儒的秋冬行刑说不合，但却与《易传》的观雷电之象而折狱致刑说相合。可见，刑罚合乎自然，已经成为古代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唐律》规定：“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唐律疏议》曰：“依《狱官令》：‘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违者，徒一年。若犯恶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杀主者，不拘此令。”《明律》规定：“若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杖八十。其犯十恶之罪应死及强盗者，虽决不待时……。”又据《明史。刑法志》载，天顺三年，“令第岁霜降后，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续通典。刑二》载，洪武元年八月下诏：“凡决重囚，须待秋后，毋非时以伤生意。”《明会典》卷一七七载：“天顺二年令每岁霜降后，该决重囚，三法司会多官审录，著为令。”清朝自顺治十五年始，“秋决重犯”成为定制。《世祖实录》卷一二一有如下记载：“顺治十五年十月己已刑部等衙门遵旨会议：‘各省秋决重犯，该巡按会同巡抚、布、按等官，面加详审……于霜降前，奏请定夺。’命永著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