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正常的冲突。但是用这种方式决定最好的政策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想提出这种任务也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种对宪法程序的错误解释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投票和消费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宪法程序在本质上不同于市场。根据通常的价格完全竞争理论假设，个人以他们自身利益为依据的消费行为将导致最好的情况，根据帕累托标准（the criterion of Pareto）可以做如此判断。但是在一个完全正义的宪法程序中，根据政策的优点选择政治观点的人们未必能得出最好的政策。这种错误的解释说明，当人们根据优点投票赞同一些政策时，不能认为宪法程序像市场那样运作，即使在理想状态下也是如此。宪法程序不可能把观点的差别协同进一个被接受为正确的观点（这只能由论证和推理来达到），但是它决定了谁的观点将决定立法的政策。

　　4.现在转入主要问题，一个人如何恰当地发现他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在这种地位上，根据自己的原则，他必须同意B应该被通过并贯彻（鉴于多数投票），即使B是不正义的。问题在于，为了某些实际的目的，在一个人的原则看来是不正义的法律肯定会被通过，这时对宪法立法程序的承认如何在道德上得到证成。无论何时，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处于少数派时，他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想法；只要这些已获得通过的法律在某种限度以内，不管是什么，他都遵守。这不是不可能的，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更具体的说，他这样做的条件的什么呢· 首先，像前曾提到的，这意味着宪法程序被错误地解释为确立法律规则的程序。它是一个社会决策过程，产生的不是一个要求被相信的说法（B是最好的政策），而是一条要求被遵从的规则。这样一个程序（例如某种形式的多数规则）是必要的，因为在什么是最好的政策上必然会产生不一致。即使我们假设（正如我将要这样假设一样）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正义感，并能够对某种正义的宪法程序达成一致，这一点仍将是正确的。之所以会有不一致，是因为他们不可能以相同的信息量处理问题，而且他们会认为各种情况的不同道德特征有不同的重要性，如此等等。这样，要在互相冲突的立法提案之间作出决定，对宪法程序的接受就是一个必要的政治设计。如果有人把宪法看作社会合作计划的基本部分，那么他就可以说，如果宪法是正义的，并且一个人已经接受并打算继续接受宪法运行所带来的好处，而通过的规则又在某种限度以内，那么当轮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基于公平游戏原则的义务遵守它。在接受一个正义宪法的好处的过程中，他就受制于它了，而且尤其是受制于它的一个基本规则：鉴于多数票的支持，一项法规就将被通过并被恰当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