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时期。根据一般的估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国民收入总量将在20-30年之内超过美国，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但是，这个转型过程并不是没有痛苦的。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以国家管制的放松为基本特征的，这使得中国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如果学界对过去20年的改革经验有任何共识的话，那就是，人民选择自由的增加是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由于几乎所有改革都或多或少地导致选择自由的普遍增加，整个社会呈现出人人获利的帕累托改进式的进步。但是，进入90年代后期之后，自由选择空间的扩张已经接近极限，经济增长不再使每个人受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矛盾的表面化。可以想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趋势将持续下去。因此，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像过去几十年那样维持政治上的统一？历史证明，文化的中国和地域的中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是，政治的中国却时时中断，分裂的危险总是伴随着所有的王朝。要解决中国政治的统一问题，社会分配的公正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所谓社会公正，就是公民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合意的标准，换言之，它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平相处的政治底线（罗尔斯， 2000）。政治的目的是调解利益冲突，每个利益集团都会极力利用政治过程达到增加本集团利益分配的目的。但是，这样的竞争不能是无序的，而必须在某个被广泛认同的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因为否则的话一个国家就会陷入奥尔森所说的“不可治理性”，甚或出现动乱和战争。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它的目的在于为全体公民提供一个关于社会分配好坏的共识，有了这个共识，人们才能进行和平和有序的竞争。因此，社会公正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道德体系。道德不可能取代一个关于公正的理论来调和公民的利益冲突。道德只可以用来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作用，而不能用来确定一个国家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这首先是因为道德的分散性，在今天的时代，一个人已经很难确定他是否和他的邻居秉持同样的道德观了，因此我们也就无法确定我们应该采用谁的道德。其次，道德所能管辖的范围在今天已经大为缩小了，诸如市场和各种公权力（法律、行政等等）这样的正式制度已经取代道德成为管辖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力量。

　　但是，要使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成为公民的共识，它就必须和道德相一致。罗尔斯（2000）认为，他的政治自由主义是社会中各个集团的意识形态的交集。我们无意将社会公正定义为全体公民的道德体系的交集，因为这一交集可能很小，不足以囊括社会公正应该覆盖的领域；但是，一个合意的社会公正理论决不可以和这个交集相矛盾，因为否则的话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共识。由此而引出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公正是否应该体现善？在罗尔斯那里，自由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公正，是公民在无知之幕背后创建社会契约时的个人理性选择，与道德所体现的善无关。他的这种观点受到了来自社团主义者的强烈批评。社团主义者（如Sandel， 1998）认为，人们对自由的认知—诸如什么样的自由是应该得到保护的，什么样的自由是不应该得到保护的—不可能先于人们对善的认知，因为决定保护的标准本身就是对善的判断。这个批评无疑是强有力的。我们认同社团主义者的观点，认为社会公正必须体现善。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善。事实上，一个关于公正的理论本身就是试图定义一个社会的善，这个善可能源于自然的善，但更包括知识的认知成分。因此，无可否认的是，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带有改造社会的意向。

　　但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一个具有健全的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的国家，社会公正是否是必要的？的确，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为几乎所有的交换行为提供了一个约束机制，法治对这些交换行为以及其它社会关系进行了必要的规范，最后，民主又为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提供了一个可供公民参与的决策机制，因此，再谈社会公正似乎是没有必要了。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者而言，这的确如此，因为市场、法治和民主保证了程序正义，而后者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唯一合理的公正原则。但是，市场的结果未必总是合意的，市场可能产生大量的失业、贫困、甚至饥荒；同时，仅有法治和民主也不可能保证一个国家不至于陷入动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国家基本政治认同的社会公正就可以成为市场、法治和民主的重要补充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