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是铁面的，它只接受人的一种角色，即劳动力。诺斯认为波兰尼的想法不过是对以往田园生活的怀旧，他说：“职业分化和劳动分工的结果是打破了用以编织一致性意识形态的纤维（赖以存在）的交流和个人关系，并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后者反映的是对发轫于职业分化的现实的不同看法。”（North， 1981， 第183页）诚然，诺斯对社会分工的作用的判断是准确的。但是，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将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吗？森更愿意将人看作动能的整体（森，1999，2000），正是从这个角度，他才提出了把个人自由作为发展的追求目标的倡议。对全面的人的追求不仅仅是处于现代性曙光中的马克思和波兰尼的浪漫梦想，而且也是当代有识之士的理性诉求。

　　（二）民主的缺陷

　　社会主义的目标不仅仅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人的全面发展，其中便包括实现自我表达的政治权利。社会主义的理念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当个人的自我表达权利无法在民主的制度框架中加以实现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无从谈起。民主的价值因此首先是本体论的，它本身就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同时，民主的价值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本体价值上，而且还体现在它的工具价值上。首先，民主为法治提供了最后一道保障，没有民主的法治是只对民众的法制，且极有可能导致独裁。其次，民主导致公开的讨论，因此为在公民中达成共识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公民的共识无论是对民主还是法治的良好运行都是至关重要的。后面我们还要对此予以详细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开讨论不仅不会削弱国家的行政能力，反而会加强之，因为在公开讨论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政策不容易出错，且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第三，民主使得国家架构以及政府政策更趋于稳定，这是因为，民主的结果是妥协和利益均衡，在没有外部的强大冲击的时候，它很难予以改变。国家架构和政府政策的稳定有利于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民主所固有的缺陷。总结起来，民主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缺陷。第一，在缺乏适当的法治和理念的制衡的条件下，民主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第二，由于交易成本和外部性的存在，社会中的很多人可能放弃投票权利，从而使国家被少数利益集团所操纵；第三，由于社会中利益及理念的分散性，民主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不可治理性。下面我们就这三方面展开讨论。

　　民主是一种社会选择的机制，通常采用了多数原则决定立法和政府政策。多数原则有其优点。其一，它平等地对待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个人的投票的效力都是一样的。其二，由多数原则所产生的结果容易被社会所接受并得到实施。其三，多数原则简单，容易被大众所理解，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多数原则意味着社会中多数人的意见占主导地位。问题在于，多数人所赞同的意见未必是对社会而言最好的意见，由于社会和经济环境的限制，社会中的多数可能受到错误的诱导，并做出错误的判断。希特勒的上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德国在一次大战中战败之后民众对一个强大的德国的期望。当民主失去法治的约束的时候，多数原则更可能导致多数对少数的暴政。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三个人投票决定他们所拥有的财产的归属，他们之中任何两个人合谋就可以剥夺第三个人的全部财产。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机器瘫痪，法治无存，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冲破了一切制度的束缚，矛头直指党、政机关及其领导。无可否认的是，几乎每个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群众运动，虽然当时没有投票机制，但群众的广泛参与程度足以说明这些运动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众所周知的是，这些群众运动所体现的“大民主”给中国所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灾难，它的受害者决不仅仅是党政干部，而且也包括那些积极参与其中的普通群众。

　　民主的另一个问题产生于交易成本和外部性。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否投票对投票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每个人都不参加投票，民主制度将崩溃。因此，投票的个人收益远远小于投票的社会收益，投票是具有正的外部性的行为。然而，投票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收集信息的成本、比较候选人时的计算成本以及到投票站的时间和交通花费等。这些成本的绝对数额可能不大，但和投票的期望收益相比，它们可能是相当可观的；因此，许多选民理性地选择不参加投票。安东尼。道恩斯是第一个提出“理性弃权”概念的人。在其经典著作《民主制度的经济理论》中（Downs， 1958），他用经济学的方法深入地分析了民主政治中的政党和选民的行为。由于他的开创性工作，政治学家开始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民主制度。道恩斯本人因此被认为是和曼瑟。奥尔森一起对政治学影响最大的两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