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使得美国没有陷入宪政危机的不是法治和民主，而是这两者之外的政治共识。将最近发生在秘鲁的政府危机与美国选举相对照就更能够看清楚这一点。在秘鲁，藤森在和托利多的第一次选举中作弊，使自己在第一轮投票中以超过50%的微弱优势胜出，但在美国的干预下不得不进行第二轮投票。尽管他最终当选，但在接连而至的腐败指控的压力下，他竟然弃国而去，成为世界的笑柄。其它一些国家如印尼和菲律宾也经历了类似的政府危机。这些国家所缺乏的正是一种维护国家宪政的政治共识，它们的领导人为一己之利而置国家于不顾，非搅到危机迭起而自己身败名裂不肯罢休。这样的结果，不是因为缺少法治而起，恰恰相反，是因为当权者欲穷尽法律的所有可能而致。菲律宾的埃斯特拉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对他的腐败指控乍起之时就该辞职了，可他在议会弹劾之后仍然说自己还是总统。这种无耻的行经最终将国家推向危机，也使埃斯特拉达本人身败名裂。

　　一个社会仅有民主和法治还是可能无法正常地运转。众所周知，弗里德曼是自由选择和自由竞争的坚决捍卫者，但是，他也说：“如果公民不具备最低限度的识字率和知识，如果不存在某些共同价值的广泛接受，一个稳定的民主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弗里德曼，1986，第86页）弗里德曼在这里强调识字率的重要性，也是从价值认同的角度提出来的，因为识字率是价值交流所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认同呢？

　　一个很容易想到的答案是传统所传授给我们的道德和伦理体系。但是，对于当前以及未来的中国来说，以道德作为国民认同的基础具有相当的困难，原因在于人口的急剧分化。这种分化首先体现在代际隔阂上。对于满口网络语言的新新人类而言，传统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已经是昨日黄花，不再具有吸引力；反叛和标新立异是他们的生活规则。人口分化还体现在地域差异上。一个普遍接受的观察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居民比内地居民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商业关系，而对以个人感情为基础的个人关系较为淡漠。最后，人口分化还体现在由于经济分化而带来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的分化上。中国的收入差距比以往大得多，阶层分化显著地凸现出来，各阶层所具备的世界观、行为准则可能不同，甚至会发生冲突。人口的分化使得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体系；同时，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主导道德体系，将这个体系强加于所有人也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是多数的暴政的体现。

　　我们所倡导的国民认同是政治性的，即建立在国民维护社会存在的政治考量的基础之上。对于像中国这样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而言，谈论社会存在似乎是多余的。但是，即使是在传统根深蒂固的历史上，中国社会也不总是稳定平和的，分裂和战乱总是与和平时期交错在一起。在当今这样道德趋向多元的时代，能够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国民认同只能建立在契约形式的政治认同之上。这意味着新的国民认同不再是一种全面的价值观，而是维持社会存在的基本准则。从另一方面讲，它不再是（或不主要是）情感上的民族和血缘认同，而是公民的理性选择。

　　罗尔斯的《正义论》总结了美国60年代所发展起来的对公民权利的诉求，结束了功利主义在欧美政治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并代之以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以及支撑这种自由主义的社会分配学说。在吸收了70、80年代他人对《正义论》的批评意见的基础上，罗尔斯于90年代初发表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新的阐释（罗尔斯， 2000）。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应是一种全面的世界观，而应该是公民的政治选择，是公民组成社会所必需的契约底线。这一论点正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是，罗尔斯的问题在于对于权利先验性的过度强调，忽视了权利与善的关系。事实上，权利的先验性是人所赋予的，而不是像自然规律那样完全由人的支配力以外的力量所赋予。对权利先验性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语义游戏（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语义游戏有助于人们对它的接受），如果没有国家公权力实实在在的保护，无论对其进行怎样的合理化，个人权利也无法得到实现。然而，国家公权力的保护必须是有所取舍的，对某些人的某些权利的保护可能意味着对另一些人权利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关于如何进行取舍的规则。在这里，善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桑德尔（1998）在反驳罗尔斯时举了马丁。路德。金1965年领导的由席尔玛（Selma）到蒙特哥梅里（Montgomery）的历史性游行为例。阿拉巴马州州长试图阻止游行队伍占用高速公路，因为这违反了州法律，侵犯了他人行车的自由。但是，审理此案的约翰逊法官认为，尽管游行达到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游行的可行性“应该以（它）所抗议的恶的程度来加以考量。在这件事上，恶是巨大的。对这些恶进行示威的权利的大小应该依此而决定。”（转引自Sandel，1998，第XVI页）据此，约翰逊法官裁定金的游行是合法的。在这里，法治对自由的取舍是依社会现实而定的；在那个时代，它是对金所领导的民权运动的价值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