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29]参见李步云主编：《中国法学：过去、现在与未来》，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人们出版社1997年版；参见李步云：《走向法治》，湖南人们出版社1998年版；更系统的讨论请参见张文显和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引自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网站：//www.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230.

　　[30]在1978年以后，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构可以说是一个显见不争的事实。比如说法理学在中国取得独立学科地位的大体进程：法学界在1978以后承继1964年前后有论者提出的把国家与法分开、分别由政治学与法学研究的主张，正式将国家理论与法的理论分开。1981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写并公开出版发行的《法学基础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在1949年以后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法理学教材。到80年代中期，法理学这一学科及名称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关于中国法理学教材命名变化的讨论，请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的一般理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1页。当然，法理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还表现在它拥有自己的教学科研机构与人员，能独立培养研究生，有自己的学术组织，有自己的学科群，关键是有了一批生产和再生产法理学知识的专业刊物。20多年来，法理学学科群也悄然兴起。随着法理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宽，中国法理学领域逐渐形成了以法理学为龙头、包括法哲学、法社会学、法文化学、法解释学、比较法学、行为法学等一系列初具规模或正在形成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在内的学科群。参见张文显/姚建宗/黄文艺/周永胜：“中国法理学二十年”，引自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网站：//www.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686.

　　[31]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对中国法学的“分析路径”，而非持有这种分析路径的论者所主张的法学理论模式。虽说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可能”的理论联系，尽管在本文中“政治-法学”分析路径与“权利本位论”之间、“社会-法学”分析路径与“本土资源论”之间存有关系，我们也不能将它们做简单的化约，因为这种不经论证的化约，会把主张“社会-法学”的论者采用“政治-法学”分析路径的可能性切割掉，反之亦然。

　　[32]参见同上。

　　[33]张文显等论者认为，中国法理学主要取得了这样五项成就：（1）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2）取得了大批科研成果；（3）形成了一支科研队伍；（4）增强了实践参与功能；（5）扩大了对外学术交流。参见同上。

　　[34]参见同上。

　　[35]关于“未意图的结果”，请参见拙文：《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载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23-181页；另请参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和《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和中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又请参见Robert K. Merton，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1， Issue6， Dec.1936， pp.894-904.

　　[36]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37]同上，第11页。

　　[38]同上，第12页。

　　[39]同上，第7页。

　　[40]同上，第4页。

　　[41]美国的法律《研究杂志》2000年第一卷第二册是研究美国法律引证的专号。其中有一篇题为“非法律信息与法律的非法律化”的论文。该论文研究了美国最高法院、新泽西州最高法院以及其他一些法院之判决中引证的法律材料和非法律材料。研究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仅司法判决中引证的非法律材料的总量增加了，而且相对于这些判决中所引证的法律材料的百分比也增加了。参见Frederick Schauer and Virginia J. Wise， “Nonlegal Information and the Delegalization of Law”，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29（pt.2）。pp.495-516.转引自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