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迁就是指人民法院在定罪量刑时，并不依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而是根据被告人实际被关押时间来决定适用刑罚，如果根据被告人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依法应判处低于实际被关押时间的刑期时，人民法院便迁就于诉讼拖延，往往以适用缓刑、免刑或者刑期与实际关押期接近的判法进行变通，而不会判处被告人少于实际关押期限的刑期，从而剥夺和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因诉讼拖延导致量刑迁就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它的产生，与法官执法意志不坚定有直接的关系。法官在审理这种案件时，其内心很清楚被告人该判什么样的罪，该处多长的刑期。但是，在真正量刑时，面对诉讼拖延带来的问题，法官往往考虑执法同行的面子，有时也是考虑自己的面子。其二，法官不愿出现国家赔偿情况。判处刑期少于实际关押期，超押部分便是非法关押，按照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将可能出现当事人索赔问题。当事人如果索赠，就要涉及到追究公、检、法三机关办案 “超期”的责任问题。法官只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量刑迁就。其三，法官不愿自找麻烦。如法官量刑时，刑期少于实际关押期，可能招至来自公安、司法机关以及被告人的责难。公、检机关会认为法官有意袒护被告人，而被告人则会拿着判决书找法官问：“我被多余关押的刑期，你们得给我个说法。”如此，法官只好采取息事宁人、相安无事的做法，迁就于拖延诉讼，违心作出关押多久就判多久，或者干脆判个免刑、缓刑放人了事。[4]

　　量刑迁就就出现的根本原因，即是诉讼拖延。诉讼拖延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检、法三机关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环节，没有及时办结案件，造成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笔者在此将其分为合理诉讼拖延和不合理诉讼拖延两种。无疑，量刑迁就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不利于法治目的实现，不利于保护人权，也与当今世界法制的发展格格不入，必须摒弃，但治标必须治本，只有从根源上入手，量刑迁就的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三）变相放人的监外执行

　　目前在司法执行、监管环节，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所谓被判刑而不需坐够牢的“监外执行”，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在极少数执法者的胆大妄为和暗箱操作下，许多并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被放出监牢，“缓刑＝不服刑”“假释＝提前释放”“保外就医＝玩猫腻放人”“暂予监外执行＝自由”的奇怪等式成为百姓之忧、社会之痛。

　　1999年5 月1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监狱第八监区管教员李守刚，在组织犯人出外役施工期间，将罪犯张洪涛的右眼打伤（后经法医鉴定为重伤）。事发之后，作为齐齐哈尔监狱第八监区监区长的犯罪嫌疑人姜义为袒护李守刚，多次与张洪涛及其亲属协商，答应给张洪涛一定经济补偿，并为其办理假释。为了达到给张洪涛办假释的目的，姜义授意某管教，在罪犯双联百分考核有效奖分月评定过程中，给张洪涛报最高档，这位管教按照姜义的指示，违反正常程序，超越罪犯评分标准，不经过犯人初评，不顾张洪涛已受伤，不参加一线生产劳动的实际情况，共8次为张洪涛呈报一等有效奖分（月得有效奖分5.5分），记入罪犯有效奖分统计表。至2000 年10月，罪犯张洪涛报请假释时累计有效奖分53分，年度累计有效奖分47分。[5]

　　2000年5 月9日，齐齐哈尔监狱第八监区研究下半年罪犯减刑、假释名单时，姜义以张洪涛服刑过半，不致再危害社会提出对张洪涛假释，后齐齐哈尔监狱于2000年10 月15日向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对张洪涛假释。2000年12月4日，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张洪涛假释。

　　2003年底，四川省西昌铁路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铁路盗窃案。以潘云华为首要的12名犯罪嫌疑人，在2003年3月至12月，在成昆线北段连续作案15起，并自称是成昆铁道线上第一支“铁盗游击队”。尤其令人惊愕的是，首犯潘云华竟然是一个正在服刑期间的“缓刑”监外执行罪犯，他在2002年8月16日因盗窃铁路运输物资曾被西昌铁路运输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可他在缓刑期间仍盗性不改，纠集亲戚组成了“铁盗游击队”。 2004年3月18日，先后组织51人偷越国境的主犯董峰在上海被判处无期徒刑。人们在查阅董峰的犯罪记录时惊讶地发现，董峰曾因骗取出境证件罪被法院判刑，但很快就获得“假释”，其2000年6月底至2002年9月的实施犯罪期，恰恰就发生在他的假释考验期。